转折时刻#

2014 年 3 月 1 日，顿涅茨克市中心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会。有 1.5 至 2 万人参加了集会。对于顿巴斯首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因为顿涅茨克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活跃的城市。身着顿巴斯典型的晦暗色彩服装的人群上空飘扬着旗帜，但其中没有乌克兰国旗。悬挂的大多是俄罗斯三色旗，还有苏联标志和俄罗斯集团党旗。一些人举着写有“在俄罗斯——我们是兄弟，在欧洲——我们是奴隶”和“顿巴斯——反对班德拉分子”等标语的横幅。人群充满了侵略性。

顿巴斯从来都不是“欧洲的火药桶”。它甚至不是欧洲的火柴盒。在巴尔干或高加索地区，星星之火总能燎原，而顿巴斯与之不同，它的惰性极强，远非交战的根源。这个在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人定居的年轻地区，并不像所有热点地区那样存在着数百年的种族仇恨和敌意。要激怒顿巴斯，使其爆发不受控制的暴力事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3 月 1 日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多个城市举行的集会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之春”的开端。俄罗斯媒体是这样称呼在维克托·亚努科维奇（Викт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被推翻后开始的反乌克兰起义的，这场起义后来升级为该国东部的战斗。这场战争酝酿已久。为了使其成为可能，各种政治技术专家和思想家不得不努力为未来的冲突创建一个理论框架。当然，自乌克兰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那一天起，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就塑造了乌克兰的地区差异。乌克兰的不同地区在过去属于不同的国家，并各自独立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注定会发生冲突。

在独立后的头二十年，地区差异并未导致武装冲突。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的历史、意识形态和语言差异并不是主要问题。当时，顿涅茨克和利沃夫的居民都主要关心国家的经济状况，然后才是政治。

当然，某些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20 世纪 90 年代初，克里米亚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主义威胁，但即使在那里，局势也得到了和平解决。虽然乌克兰东部的政治热情有时很高，但与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乌克兰，只有被边缘化的激进分子才会互相争斗，即便如此，他们也主要是在传单和报纸上争斗。

长期以来，乌克兰人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战争的恐怖。德涅斯特河左岸正在燃烧。晚间新闻报道了萨拉热窝被围困和苏呼米街头的战斗。但来自车臣的报道给乌克兰公众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乌克兰独立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电视台在乌克兰自由播出，因此数百万乌克兰人有机会看到车臣绞肉机的所有血腥细节，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战争。

20 世纪 90 年代，在前社会主义同志问题重重的背景下，乌克兰看起来就像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岛屿。乌克兰当局认为这是他们的主要优点之一。1999 年总统竞选期间，为竞选连任的列奥尼德·库奇马总统拍摄的广告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士兵回家了”（«Наші солдати повертаються додому»）。画面中，一名士兵在部队服役后高兴地回到家人身边。对于了解车臣悲剧规模的人来说，这幅画面看起来很有说服力。随后，库奇马以较大优势战胜了更亲俄的反对党候选人彼得·西蒙年科，赢得了选举。

当时，我们的士兵似乎总能回家。但五年后，乌克兰所有中央电视频道都播放了一段完全不同的选举视频，这段视频由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公关团队制作，亚努科维奇是当时的现任总理，被认为是列昂尼德·库奇马的接班人。在这段视频中，亚努科维奇的团队用俄罗斯歌手约瑟夫·科布松的声音威胁和平的乌克兰，如果投票给亲西方的“橙色”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乌克兰就会发生内战。

自上次选举以来的五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 2004 年的政治广告以未来战争为主题，而十年后战争却成为现实？导致 2014 年春季顿巴斯各城市举行大规模集会，然后俄罗斯破坏分子出现在斯洛维扬斯克的一系列事件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将时间倒带回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回顾该地区的近代史，并深入探讨其中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质。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东部就开始了走向顿巴斯悲剧事件的不归路。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在乌克兰和顿巴斯的历史上有几个转折点，战争本可以避免。但在每个转折点上，政治家们都走错了路…

乌克兰顿涅茨克分离主义的加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每十年一次。与此同时，每一次后续活动的规模都明显大于前一次。1993-1994 年，罢工和威胁以毫无价值的伪全民公决——“民意咨询投票”告终。2004 年，北顿涅茨克大会召开，国家已经处于真正分裂的边缘。2014年，邻国武装团体卷入大规模敌对行动。

过去无法改变，但应该从中得出结论。战争不会凭空发生。总会有人先扣动扳机，也总会有人告诉他们这样做。而在这两件事之间，往往要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顿巴斯战争由来已久。有些人故意将战争推近，有些人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最后，没有人相信战争会爆发。即使是在 2014 年 5 月中旬，当苹果花从地雷爆炸中掉落、路障在道路上蔓延、整个城市落入武装团伙的控制之下时，人们也似乎认为事情并不严重，最后，大家应该都会清醒过来并停止射击。

那么，过去扇动翅膀并引发这场风暴的蝴蝶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在乌克兰国家发展的早期时寻找它。 顿巴斯分离主义总是与乌克兰独立宣言同时出现，作为对该宣言的反应。 第一次出现在 1918 年，当时布尔什维克无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родна Республіка, УНР），宣布成立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Донецко-Криворож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ДКР）。 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持续多久，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对于未来的顿涅茨克分离主义分子来说，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成了一个重要的象征。

顿巴斯分离主义的下一次抬头是在苏联解体的同时。 它也是针对即将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年轻的乌克兰国家。 我们可以从顿涅茨克发明黑、红、蓝三色旗的那一刻开始，对其新时代进行象征性的倒计时，黑、红、蓝三色旗最初成为顿涅茨克分离主义分子的旗帜，并在 2014 年成为基辅革命事件后宣布成立的未获承认的准共和国的旗帜。 顿巴斯分离主义就是在那时以现代形式出现的，其最初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这场运动是多么微不足道。 事实上，即使在社会高度政治化，全国各地出现各种党派、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时候，顿巴斯分离主义分子也很难找到支持并影响事件的进程的合作者。

一、90 年代的先锋#

今天，人们很难相信顿涅茨克曾经站在民主变革的前沿。 然而，在 1990-1991 年间，顿涅茨克市也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历史。 诚然，当时还没有独立的乌克兰，只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即将在痛苦中脱离苏联。

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1990 年 3 月的选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独立候选人赢得了顿涅茨克市议会的多数席位，而共产党代表则成为少数，失去了权力。 腐朽的机构再也无法控制局势，于是由完全不同的人——罢工者、教授、知识分子和合作者的代表——赢得了主动权。

顿涅茨克理工学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系主任奥列克桑德·马赫穆多夫（Махмудов Олександр Гафарович）成为了市议会主席（根据当时的规定，也可称为市长）。 在所有顿涅茨克市长中，他可能是最不典型的一个。 温和、睿智的马赫穆多夫显然不符合“典型顿涅茨克人”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如今已在大众意识中根深蒂固。 他也不符合至今仍深受人民爱戴的苏联领导人类型——“强势商人”。 然而，马赫穆多夫在位时间并不长。 他没有管理经验，担任市长期间正值最困难的时期。 苏联经济奄奄一息，货币迅速贬值，城市面临粮食短缺的威胁。 早在 1991 年，马赫穆多夫就被市议会决定解职，无法重返政坛。 2005 年，他死于一场车祸。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顿涅茨克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 1992 年 11 月，“商人”重新掌权顿巴斯首府。 担任市长的是后来被称为“顿涅茨克教父”的苏维埃式专制领导人、扎夏季科矿矿长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Ефим Леонидович Звягильский）。 这就是顿巴斯犯罪集团和政治集团崛起故事的开端，2014 年，这一故事以血腥的结局告终。

然而，以马赫穆多夫为首的民主顿涅茨克市议会仍设法在顿巴斯的命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决定由谁来瓜分“苏维埃遗产”以及如何瓜分的短暂而极其艰难的过渡时期，顿涅茨克（与邻近的卢甘斯克和乌克兰其他许多地区不同）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官员失去了主动权，在新现实的压力下被迫退居幕后。 权力移交给了所谓的“新乌克兰人”——一个由车间工人、合作社成员和“红色董事”组成的阶层。

在这一动荡时期，分离主义者也试图采取行动。 1990-1991 年，苏联解体前夕，顿巴斯首次发出了脱离乌克兰的呼吁。 当时，顿涅茨克出现了“顿巴斯国际运动”（俄语«Интердвижение Донбасса»/乌语«Інтеррух Донбасу»）组织，卢甘斯克出现了反对乌克兰独立的“卢甘斯克地区人民运动”（俄语«Народ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Луганщины»/乌语«Народний рух Луганщини»）和“民主顿巴斯”（俄语«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Донбасс»/乌语*«Демократичний Донбас»）组织。 顿涅茨克组织是由该市的亲俄居民自发成立的，而卢甘斯克组织则是由当地党的领导人成立的，目的是要挟基辅，并威胁说如果顿巴斯领导人不签署新的联盟协议，就将顿巴斯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分离出去。

“当然，如果共和国签署了联盟条约，我们的运动主张在乌克兰境内自治。如果这一点没有实现，那么我们就只能谈论过渡到苏维埃俄罗斯的管辖范围。”——“卢甘斯克地区人民运动”领导人瓦列里·切克（Valery Checker）说道，他在 2014 年之前一直担任地区党卢甘斯克市议会代表。

1991 年 9 月，顿巴斯民主运动在卢甘斯克报纸《青年近卫军》上呼吁该地区各级代表召开顿涅茨克大会，决定在顿巴斯的基础上成立小俄罗斯共和国的顿巴斯。 假定小俄罗斯应“有条件地脱离乌克兰”，即在乌克兰本身脱离苏联的情况下脱离乌克兰。 如果乌克兰同意继续作为联盟的一部分，“民主顿巴斯”组织建议小俄罗斯保持自治，以便在乌克兰议会中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跟着基辅-加利西亚的步调起舞”。

顿涅茨克地区也出现了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呼声。 1991 年 7 月 20 日，即乌克兰宣布独立前一个月，《顿巴斯共青团员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顿涅茨克自治共和国——这是一条出路吗？》 的文章，建议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在 90 年代初，除了会谈和报刊文章外，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发展。 显然，这是因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分离主义分子和不可分割主义者的愿望在莫斯科得不到支持。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显然不支持，没有俄罗斯的推动，顿巴斯没有人敢采取冒险行动。 苏联解体后，顿巴斯和基辅之间的对抗在乌克兰国内进一步加剧。

1993 年可以说是顿涅茨克分离主义在乌克兰独立后的新现实中诞生的一年。 地方当局深信苏联已最终消亡，乌克兰共和国将自力更生，因此越来越多地要求地区独立，并呼吁乌克兰联邦化，以确保新国家内的领土安全。

顿巴斯的分裂主义由两个部分造成：意识形态和经济。 地方当局的代表主要受既得利益驱使，为经济分离主义推波助澜。 他们利用分离主义言论作为与基辅讨价还价的工具，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主要是知识分子——记者、地方大学教授、各种边缘政治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大多是不可分割主义者而非分离主义者。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些“浪漫主义者”与其说是在为顿巴斯独立而奔走，不如说是在怀念苏联，梦想着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复兴苏联。 同时，他们认为顿巴斯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某种联系。 该地区肩负着特殊的统一使命，它反对来自加利西亚的独立民族主义者，防止他们将乌克兰完全从莫斯科分裂出去。

二、顿涅茨克三色旗#

20 世纪 90 年代初，顿涅茨克地区最著名的亲俄势力是乌克兰公民大会（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Украины，ГКУ）和顿巴斯国际运动（Интердвижение Донбасса，ИРД）。这两支力量即使在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野蛮生长的政治组织的情况下，也是相当边缘化的，并没有多大影响力。然而，正是这些运动在独立之初奠定了顿涅茨克寡头帮派后来采用的意识形态基础。当 “顿涅茨克”形成一支独立的强大力量并试图占领整个乌克兰时，穿着旧毛衣的思想家们的理论工作就派上了用场。

“顿巴斯国际运动”是苏联解体前由一名教师德米特里·科尔尼洛夫（Дмитрий Корнилов）和他的朋友们在顿涅茨克成立的。顿巴斯国际运动的生日被认为是 1990 年 11 月 18 日。该组织创始人之一伊戈尔·西切夫（Игор Сычёв）后来写道，约有 100 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三位日后名声大噪的人士当选为运动领导人：德米特里·科尔尼洛夫本人、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 Корнилов，现为著名政治学家，自 2014 年起一直居住在俄罗斯）和未来的地区党议员维塔利·扎布洛茨基（Виталий Заблоцкий）。顿巴斯国际运动的旗帜是黑、蓝、红三色旗，2014 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的分离主义分子也将其选为官方旗帜。

后来，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在 2015 年告诉俄罗斯网站 Украина.ру 顿巴斯国际运动的旗帜是如何发明的：

“国旗是我和我哥哥发明的。根据全乌克兰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事实上，在乌克兰独立之前，有两个概念在竞争：要么采用彼得留拉-斯科罗帕德斯基的蓝黄相间旗帜作为乌克兰的标志，要么保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蓝相间旗帜（即使没有红星、锤子和镰刀）。当然，我们支持第二种方案——红蓝相间。顿巴斯国旗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在红蓝两色中加入了黑色条纹，象征着我们地区的煤炭。这面旗帜成为了 顿巴斯国际运动的旗帜，我们在这面旗帜下举行了所有集会。”

正如该组织的名称所示，其活动分子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当时，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 “国际主义”组织，以对抗当地的民族运动。他们的目标是防止苏联解体。但事实上，这些活动分子并不信奉国际主义，他们打着 “民族团结”的口号，实际上则是主张维护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帝国。

“我们创建国际阵线运动不是为了脱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反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与此同时，即使是在 1989-1990 年期间，我们也呼吁建立乌克兰联邦结构，并给予顿巴斯广泛的自治权。”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说：“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脱离任何人，而是为了防止乌克兰分裂。”

从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顿巴斯国际阵线在言辞上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组织。只不过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罗斯人。“国际主义者”认为乌克兰人民的独立愿望是“法西斯主义”。“国际主义者”将乌克兰亲俄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决定乌克兰国家命运的 1991 年 12 月 1 日全民公决之前，该组织的活动分子鼓动顿巴斯居民投票反对独立。乌克兰人的自决权被剥夺。支持独立的人受到了内战的威胁。

ИРД活动分子在全民公决前散发的传单上写道“顿巴斯对基辅官员和政党官员的野心、经济崩溃、内战、人民之间的敌意、班德拉主义的复兴和民族主义说不”。“国际主义者”完全无视乌克兰人民生活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与俄罗斯人民享有同样的建国权利这一事实。在这方面，科尔尼洛夫派与俄罗斯的各种 “黑色百人团”（Черносотенцы）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根本不承认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存在。

有趣的是，在 2015 年的同一次采访中，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实际上指责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州委员会帮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顿巴斯国际运动的支持不够：

“我们积极与当地共产党领导层和当时的州委意识形态工作秘书彼得·西蒙年科（Пётр Симоненко，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直至 2015 年被取缔——编者注）沟通。他们至少没有干涉我们。有时，他们还为我们提供场所（人民运动也是如此）。但直到1991年6月，乌克兰共产党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反对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

ИРД活动的高峰期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然而，真正活跃在这个组织中的人寥寥无几，他们的媒体发言人实际上是德米特里·科尔尼洛夫，他代表国际运动出席各种圆桌会议和大会。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老科尔尼洛夫退出商界并专注于新闻工作后，ИРД几乎无人提起。2002 年，德米特里·科尔尼洛夫去世后，顿巴斯国际运动虽然从未正式清算，但已完全停止运作。

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声称，ИР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被地区当局镇压，但他的话并不属实。这个“侏儒”组织只是解散了，融入了其他更受欢迎、更强大的亲俄党派和运动的洪流。整个亲俄选民都团结在乌克兰共产党（КПУ）和娜塔莉娅·维特连科（Наталья Витренко）的进步社会党（ПСПУ）周围，在列昂尼德·库奇马（Леонид Кучма）上台后，对联邦制的猜测失去了意义，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乌克兰公民大会”（ГКУ）的诞生稍晚于“顿巴斯国际运动”，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更加稳固的组织。乌克兰公民大会的成立大会于 1992 年 5 月在顿涅茨克举行。根据官方资料，来自乌克兰 9 个地区的 200 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乌克兰未来的总理尼古拉·阿扎罗夫（Николай Азаров）担任大会主席。ГКУ的创始人之一正是德米特里·科尔尼洛夫和他的国际运动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是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副教授奥列克桑德尔·巴兹柳克（Олександр Базилюк）。有趣的是，ГКУ的旗帜是赫梅利尼茨基时期的深红色哥萨克旗帜，徽章是赫梅利尼茨基本人的剪影，他用锤子指向莫斯科。这个组织与顿巴斯国际运动不同，它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巴兹柳克的梦想与其说是联邦化，不如说是建立一个亲俄的傀儡乌克兰，成为前大都市的附庸。

早在 1993 年，乌克兰公民大会就已成为一个政党。1993-1994 年间，乌克兰公民大会要求顿巴斯地区独立，给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将乌克兰紧密融入独联体项目，甚至要求重返卢布区。在 1994 年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公民大会支持当时被认为是亲俄候选人的列昂尼德·库奇马，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Леонід Кравчук）则被认为是西方人和民族主义者。顿巴斯在这些选举中投票支持库奇马，后者也如愿赢得了选举。但早在 1995 年初，乌克兰公民大会就对自己的最爱感到失望，并宣布转为反对派。巴兹柳克认为，库奇马欺骗了选民，不够亲俄。

1998 年，ГКУ作为 “乌克兰工党”选举集团（Виборчий блок партій «Трудова Україна»）的一部分参加了拉达选举，但未能进入最高拉达。当时，进入议会的门槛是 4%，但 “乌克兰工党 ”只得到了约 3%。这些选票大部分来自顿巴斯。在顿涅茨克州，14.8% 的选民投票给了 “乌克兰工党”，在卢甘斯克州，5.5% 的选民投票给了 “乌克兰工党”。

选举结束后，ГКУ更名为斯拉夫党（Славянская партия），但这也无济于事。很快，巴兹柳克的计划就被彻底边缘化，顿涅茨克的精英们开始利用它对政治对手进行各种挑衅。例如，2002 年斯拉夫党成为“支持尤先科”选举集团（«За Ющенка!»）的一部分，该集团是在尤先科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目的是在议会选举中夺走维克托·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集团（Блок Віктора Ющенка «Наша Україна»）的选票。2003 年，巴兹柳克的政党名义上组织了顿涅茨克反对尤先科的集会，并以该党的名义散布反对尤先科的黑公关。

20 世纪 90 年代初顿巴斯分离主义分子的愿望在当时的报纸文章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1993 年 1 月开始发行的《顿涅茨基山脊报》被视为顿巴斯分离主义的喉舌。该报主要宣传两个观点：乌克兰联邦化和与俄罗斯尽可能紧密的合作，直至建立邦联。此外，《顿涅茨克山脊报》还宣传亲俄罗斯的政党和运动。

该报由格洛托夫夫妇创办。他们没有很多钱，因此起初出版的《顿涅茨克山脊报》份数较少，但还是赢得了读者。早在第二期上，就刊登了对ГКУ领导人巴兹柳克的采访，后来还定期刊登德米特里·科尔尼洛夫的文章。顺便说一句，这两位人物都没能活到 2014 年战争爆发，也没能看到他们多年的工作是如何结束的。

巴兹柳克的采访刊登在《顿涅茨克山脊报》第二期上，标题为“我们将获救”，清楚地表明了乌克兰独立之初顿巴斯分离主义分子的观点体系，因此值得引用其中的几句话。

“在主权共和国中，乌克兰是最‘独立’的国家之一。它，或者说它的政治领导层，为苏联的毁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现在又在瓦解独联体。当然，在离开卢布区并在与俄罗斯的冷战中取得胜利后，它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如今，乌克兰的基本食品和制成品价格是俄罗斯的 2-3 倍。”巴兹柳克说：“生产在下降，企业在倒闭，看着我们松散的财政，我想问，这里会很快发生什么——所有的纸张都会变成乌克兰货币，或者反过来，我们的货币会变成普通的纸张。”

不难看出这里存在明显的操纵行为。在这次采访和其他采访中，巴兹柳克把乌克兰的经济问题说成是“过度主权化 ”和脱离苏联的后果。然而，问题的根源显然与此大相径庭——当时整个后苏联地区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崩溃，市场经济尚未形成。苏联企业纷纷倒闭，因为它们根本无法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运行。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乌克兰。在俄罗斯，也发生了完全相同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卢布和乌克兰库邦一样迅速变成了废纸。但客观的经济现实与巴兹柳克及其同伙的世界观相悖，所以他们宁愿忽略不方便的事实。

同一篇访谈清楚地表明，顿涅茨克分离主义分子认为谁是他们的主要对手，谁要为国家的所有麻烦负责。

“前共产党的权贵阶层要对经济崩溃负责。但这一责任也必须由民族主义力量——鲁赫（Народний Рух України，即乌克兰人民运动）、УРП（Українська республіканська партія，即乌克兰共和党）和其他类似组织——来承担。”

他接着列举了该党的主要纲领论点，包括以下几点：反对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乌克兰国家的联邦土地结构、俄乌双语的国语地位、支持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乌克兰重返卢布区。

除最后一点外，所有这些观点后来都成为乌克兰各种亲俄势力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从一个选举方案徘徊到另一个选举方案。

重返卢布区在 1993 年似乎是可能的，但很快就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要求后来也被放弃了。

第一批顿巴斯分离主义分子并没有在其出版物中完全拒绝乌克兰，尽管他们实际上梦想着将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由于他们无法公开呼吁取消国家地位，东部地区的亲俄人士开始在他们的文章中宣传一种 “反乌克兰”。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任何乌克兰元素的乌克兰国家： 没有乌克兰语言、乌克兰民族英雄和乌克兰历史的乌克兰。只有那些倾向于与俄罗斯结盟的“反乌克兰者”才被认为是“正确”的政治家。所有其他人都被宣布为叛徒、法西斯主义者和敌国雇佣兵。

三、顿涅茨克大罢工和 1994 年全民公决#

20 世纪 90 年代初，顿涅茨克的精英阶层尚未形成十年后那样的强大整体，但他们已不再羞于宣称自己的野心。

顿涅茨克的关键职位由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担任，他是“红色董事”形象的标准化身。 他的团队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其中许多人，包括弗拉基米尔·谢尔班（Владимир Щербань）、弗拉基米尔·雷巴克（Володимир Васильович Рибак）和奥列克桑德·卢基扬琴科（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ьянchenko），后来都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顿涅茨克帮”（Донецький клан）开始形成。

顿巴斯第一次严重爆发分裂主义情绪是在 1993 年。 事实上，这一年是乌克兰真正独立的起始年，乌克兰成为一个正式的独立国家。 在整个 1992 年，乌克兰仍然在惯性地延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直到 1992 年 11 月，苏联卢布仍在国内流通，乌克兰运动员作为独联体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当年的奥运会。 似乎直到 1993 年，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独立是真实的。 许多人认为苏联会以某种形式复辟。 亲俄势力对独联体寄予厚望，认为独联体是未来新联盟的雏形。 当时，这一联合体似乎仍大有可为，没有人会知道它将来会遭遇怎样不光彩的命运。

在惯性作用下，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存在，而官僚机构已无力控制它。 乌克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而当时的领导层却不知道如何克服危机。 亲俄政客们急切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很快就用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断裂来解释所有问题。 对于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区的数百万人来说，这种解释似乎是可信的。

1993 年，当乌克兰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顿巴斯的精英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在新的治理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首次尝试维护自己的地位。 地方当局（当时还没有大企业）开始积极推动地区独立的想法。

1993 年 2 月，顿涅茨克地区委员会主席瓦迪姆·丘普伦接受了《顿涅茨克山脊报》（«Донецкий кряж»）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表示支持乌克兰联邦化。 当时，他表达了几乎整个地区精英阶层的立场，而这些精英阶层当时仍由名流和“红色董事”（Красные директора）¹组成。

联邦制的说法由来已久。 遗憾的是，我们的行动还停留在纸上谈兵。 许多文明国家考虑到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走上了这条道路。 我们正在研究德国、瑞士和美国的经验。 我们已经采取了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一切措施。 我们建议在国家宪法草案中引入一项正式条款。 各地区应具有内部和外部的独立性。 地区的独立将加强国家的力量。

必须明白，1993 年的“地区独立”与 2014 年的“地区独立”含义完全不同。 当时，该地区所有最大的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由基辅任命的“红色董事”负责运营。 当然，地区精英们不会喜欢这样。 顿涅茨克人民“所寻求的地区独立”本可以让他们对顿巴斯工业建立事实上的合法控制。

而基辅对这一想法也不满意。 没有人会屈服于地区王子们的压力，于是顿巴斯的精英们决定利用该地区居民的抗议情绪来要挟中央政府。 整个 1993 年，乌克兰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物价迅速上涨。 投入流通的代用券也在迅速贬值。 企业运营中断，工资支付也随之中断。 很明显，成千上万的人注定要失业，因为为苏联国防工业工作的工厂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没有生存的机会。 冷战结束后，根本不需要这些工厂的存在。

煤炭行业的问题已经积累了几十年，此次危机对该行业的打击尤为严重。 众所周知，顿巴斯的大规模矿工罢工始于苏联时期。 即使在当时，矿工们也抱怨工作和生活条件难以忍受。 苏联时期矿工生活富足的神话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尽管这种神话至今依然存在。

1991 年，苏联记者弗拉基米尔·莫尔恰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олчанов）拍摄了一部名为《屠杀》（«Забой»）的电影，描述了顿巴斯矿工的问题。 影片中的苏联矿工看起来并不快乐，他们抱怨了许多问题。 随着苏联的解体，煤炭行业的情况继续恶化。 但大多数矿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危机的真正原因。 毕竟，如果只给他们简单的答案，群众一般都不愿意分析形势。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有很多原因，但当时的民粹主义者对社会的所有问题都给出了简单的答案——苏联解体和“敌人”的破坏行动是罪魁祸首。 顿涅茨克的精英们及时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饥民的抗议情绪为自己谋利。 他们将危机归咎于基辅的对手。 此外，他们还告诉民众，顿巴斯需要地区独立，因为它赚的所有钱都被“顺走”了。

1993 年 6 月初，价格再次飙升。 这是顿巴斯矿工开始罢工的正式借口。 6 月 7 日，最先罢工的是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手下的扎夏季科矿的工人，该矿仍由当时的顿涅茨克市长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非官方控制。 很快，其他矿山的矿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罢工浪潮愈演愈烈。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共有 230 家煤矿公司的员工参加了罢工。

这次罢工有一个重要特点：矿工们不仅要求加薪，还提出了政治要求。 他们希望就信任乌克兰总统、顿巴斯地区独立以及恢复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举行全民公决。 地方当局非常迅速地回应了矿工们的要求，表明矿工们的政治要求已事先与地区领导人达成一致。 就在罢工开始的第二天，地区委员会成员支持了矿工的要求，并声称“履行了人民的意愿”，向地区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提交了顿涅茨克地区自治的问题。

这些行动确实是大规模的，有可能使该地区的经济生活完全瘫痪，并升级为大规模骚乱。 看台上发表了相当激进的言论。 其中包括呼吁顿巴斯脱离乌克兰。 中央政府显然被抗议活动的规模吓坏了，立即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大规模抗议活动开始四天后，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被任命为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第一副总理。 几天后，政府宣布提高矿工的工资。

这些措施立即冷却了心怀不满的矿工们的热情。 大多数工人只关心物质生活，对政治漠不关心，因此政府的让步被视为胜利，罢工很快被取消。 然而，在 1993 年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增加的工资并没有持续多久。 到年底，物价上涨完全“吃掉”了所有的奖金。 唯一从罢工中获益的是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他得到了晋升，成为全国第一批晋升的人之一。 库奇马辞职后，兹维亚吉尔斯基升任代理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内阁首脑。

兹维亚吉尔斯基一案决定了顿涅茨克与基辅未来多年的关系模式。 1993 年，顿巴斯的地区精英们开始相信，以分裂主义要挟首都是获得权力的有效途径。 此事不仅限于罢工。 整个 1993 年都充满了激情。 当地精英继续谈论联邦化问题，并没有放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基辅讨价还价，争取自治权。 1993 年秋，顿涅茨克报刊上出现了РЕС这一缩写，意为“地区经济自治”（Регіональне Економічне Самоврядування）。

2005 年，记者亚历山大·佩霍廷（Олександр Пєхотін）在为顿涅茨克网站 OstroV 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些事件：

“1993 年 10 月初 […] 决定矿工将保证区域委员会支持实施地区经济自治的主要条款。如果该中心抵制顿涅茨克倡议，矿工们承诺采取极端措施，包括停止运输根据国家命令制造的产品、冻结银行账户以及在运输高速公路上设置纠察线。而且，正如《Horod》报纸（Газета «Город»）所写，“矿工们否认一切分裂主义嫌疑，并没有隐瞒他们认为РЕС是迈向乌克兰联邦土地制度的第一步。”

顿涅茨克一些企业的负责人也发出了相当激进的呼吁。 例如，顿巴斯煤矿管理局局长尤里·巴拉诺夫（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аранов）在一次煤炭工业代表会议上呼吁建立革命总部和武装部队，以捍卫地区独立的理念。 然而，时机已经错过。 矿工罢工结束后，来自顿涅茨克的威胁似乎不再那么危险。 此外，选举临近，顿涅茨克居民还有其他担忧。

然而，1994 年 3 月 27 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精英们还是设法举行了第一次分离主义公投，这次公投被称为 “民意咨询投票”（«дорадче опитування громадської думки»），最终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当地报纸只发表了简短的相关报道。 顿涅茨克地区的居民被问及是否同意乌克兰进行联邦改组、给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以及将乌克兰更紧密地融入独联体。 在所有问题上，参加投票的大多数人都持肯定态度。

在就“你是否同意《乌克兰宪法》应载入乌克兰联邦土地制度？”投票中²

在就“您是否同意《乌克兰宪法》应规定俄语与乌克兰语并列为乌克兰国语？”投票中

在就“您是否同意俄语应与乌克兰语一起成为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的工作语言、办公语言、文件语言以及教育和科学语言？”投票中

在就“您是否赞成签署《独联体宪章》、乌克兰全面参与经济联盟和独联体国家议会间大会？”投票中

卢甘斯克州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 根据官方数据，投票名单上的 2 085 764 名公民中有 1 558 173 人参加了投票，占 74.7%。 与顿涅茨克不同，卢甘斯克没有关于国家联邦结构的问题。 然而，在其他三个问题中，每个问题都得到了约 90% 参与调查的公民的肯定回答。 这些民意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如何？ 它们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还是天花乱坠？ 今天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全民投票没有产生任何后果。 然而，7 个月后，即 1994 年 10 月 27 日，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确实决定实行地区双语制。 但这并没有阻止当地政客继续炒作语言问题。

四、新“卢甘斯克帮”#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共青团员和苏联官僚机构代表组成的非正式商业集团在卢甘斯克州掌权。但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一个新的商人阶层也在同时崛起——他们没有共产主义的过去，但却有着半犯罪的名声。

1990 年，卢甘斯克共青团派的创始人之一、在该地区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维克托·吉洪诺夫（Виктор Тихонов）成为乌克兰共产党卢甘斯克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实际上是该市市长）。吉洪诺夫当时四十多岁，曾在卢甘斯克最大的企业——卢甘斯克内燃机工厂党委工作过。同年，吉洪诺夫当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拉达议员，并在那里与列昂尼德·库奇马成为朋友。正是这种特殊的友谊成为卢甘斯克共青团员在顿巴斯冲突爆发前看似难以解释的顽强精神的基础。

“我们认识他（指库奇马——编者注）要追溯到我担任十月革命工厂（卢甘斯克内燃机厂的苏联旧称——编者注）党委书记的时候，他当时在南方机器制造厂工作。后来我们成了最高拉达的代表。[…]在议会里，他不太善于交际。但我们真正认识对方，是在我们作为议员出国出差时-他是在苏联解体后第一次出国。在此之前，他在南方机器制造厂工作时从未出过国。代表团人数很多，他让我给他帮忙——他以前从未出过国，怕惹麻烦。他说，如果他做错事或说错话，我就踢他的腿——后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的整条腿都被踢伤了…”——2008 年，吉洪诺夫接受《OstroV》采访时说。

卢甘斯克政坛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亚历山大·埃夫雷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Ефремов）在苏联解体前曾在共青团中迅速崭露头角。在担任市共青团委员会第一书记后，他成为卢甘斯克列宁机床厂党委书记，1989 年，他已成为苏联议会候选人——当时他才 35 岁。苏联解体后，埃夫雷莫夫开始经商，并依靠自己的政治关系将企业做大做强。

独立之初共产党被取缔后，弗拉基米尔·潘秋欣（Володимир О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антюхін，后来长期担任地区党卢甘斯克州议会议员，维克托·吉洪诺夫的商业伙伴）成为卢甘斯克市市长。事实上，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 ”也没有在卢甘斯克地区终结，1991 年后，老干部们仍然掌权。

但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1994 年，结构性转变开始了。阿列克谢·丹尼洛夫（Алексей Мячеславович Данилов）是一名年轻的当地商人，没有大学文凭（当选时 31 岁），但在犯罪圈中关系良好，他于当年成为卢甘斯克市长（截至 2019 年 11 月，他是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与卢甘斯克最臭名昭著的犯罪权威瓦列里·多布罗斯拉夫斯基（Валерієм Доброславським, 绰号 “多布里克 ”和 “多布罗斯拉夫”）有联系，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地区。多布罗斯拉夫斯基是新一代黑帮分子之一，他在后苏联时期赚了钱，明白只有通过政治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在当地电视频道的节目中，多布里克宣布了他的伟大抱负，并明确暗示他将竞选议员。

阿列克谢·丹尼洛夫向老共产党人发起了挑战，他是政坛上一张全新的面孔。许多人至今仍认为他是该市近代史上最成功的市长。在丹尼洛夫任职期间，卢甘斯克在火车站附近修建了一座立交桥、一个木偶剧院和一家妇产医院。而这一切都是在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完成的。达尼洛夫主要受到年轻选民的支持，他们不怀念苏联，渴望自由，相信市场改革会取得成功。对他们来说，丹尼洛夫体现了新时代政治家的形象，在灰头土脸的前共青团员和党员中脱颖而出。

但围绕这位年轻市长的丑闻也不少。丹尼洛夫毫不掩饰他与多布罗斯拉夫斯基的接触。此外，他还被指控非法出口和非法兑换货币。然而，在 90 年代的现实情况下，这两件事都不被认为是可怕的，也不会影响市长的评价。丹尼洛夫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企业家。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初是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的 “乌克兰商业银行”（Ukrkomunbank）的共同所有人，这表明他不仅与黑帮分子而且与共青团员都有业务往来。达尼洛夫具备了不仅成为卢甘斯克，而且成为整个地区甚至全国主要政治家之一的所有条件。他的野心非常大。

丹尼洛夫赢得卢甘斯克市长选举是在 1994 年 5 月，即总统选举前一个月。而就在总统选举之前，库奇马的总部聚集了所有在未来 20 年内将对该地区政治产生影响的人。除了吉洪诺夫，还有根纳季·福缅科（Геннадий Петрович Фоменко）、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Іванов Володимир）、亚历山大·基谢廖夫（Олександр Володимирович Кисельов）和后来被称为 “卢甘斯克大师 ”的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他们在苏联时期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曾担任过政委、党支部书记、人民代表候选人和人民代表，在 2014 年之前，他们都以不同的身份领导或影响着卢甘斯克州当局的决策。总部负责人是维克托·吉洪诺夫。人们认为，吉洪诺夫与库奇马的沟通几乎是平等的，并垄断了这种沟通。库奇马的胜利本应大大加强吉洪诺夫及其手下的力量，帮助他们巩固对该地区的控制。

为了了解这些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苏联时期，大型工业工厂的政委和党委书记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例如，维克托·吉洪诺夫是卢甘斯克内燃机厂（Луганськтепловоз）的最高管理者之一，该厂有 35 000 多名员工，后来还管理着地区中心；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曾担任党的领导人的卢甘斯克机床厂生产战略设备——用于国防和航天工业的高精密设备，还有一个弹匣生产厂。 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与莫斯科的部委进行接触，并在政治和工业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基辅在这种环境下被视为二级城市。 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卢甘斯克共青团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乌克兰首都和乌克兰政治家的傲慢态度。

一、库奇马与顿涅茨克人的联盟#

由于得到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支持，列奥尼德·库奇马赢得了 1994 年的总统选举。1994 年选举中乌克兰社会的分裂不像 2004 年选举那么明显，但即便如此，该国西部和东部还是投票给了不同的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西部地区大多支持克拉夫丘克，而东部地区则支持库奇马。在顿涅茨克州，79% 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他。在卢甘斯克州则是88%！

顿巴斯认为库奇马是自己的候选人。库奇马来自工业城市第聂伯罗，是一名几乎不会说乌克兰语的苏联经理，与沃伦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相比，他更接近顿涅茨克的选民。 库奇马承诺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融入独联体，因此顿巴斯认为他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

“亲俄”候选人的获胜暂时缓解了顿巴斯联邦主义者的激情。但在实践中，库奇马显然比他的前任更坚决地反对任何联邦制。新总统开始迅速加强垂直权力。在他的倡议下，乌克兰取消了州长选举，自 1994 年以来，总统一直亲自任命地区领导人。1996 年 6 月通过的新宪法最终结束了关于乌克兰国家结构的争议，巩固了统一模式。顿巴斯的精英们对此泰然处之。当时，他们无暇顾及联邦制：私有化在国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必须与当局保持良好关系，才能从国家财产中分得一杯羹。

今天，没有人会质疑，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乌克兰的国有企业是在不透明的拍卖会上以低价出售的。巨大的工厂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落入私人手中。当然，一切都首先卖给了 “自己人”——那些忠于总统、得到库奇马及其随从信任的人。

库奇马后来承认，他特意为自己设定了从零开始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目标。私有化开始时，后苏联国家还没有大企业。大企业根本无处可去，因此库奇马人为地创造了大企业。他只是任命了寡头，就像以前任命官员和董事一样。后来发现，这些 “被任命者 ”中有一个是他自己的女婿。

“没有资本家，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就没有资本主义。但在我们独立的整整 15 年里，我们一直被推向建立一个由小店主、小企业组成的资本主义，一个没有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就像在波兰一样。我不止一次谈到过这一点。这种模式对乌克兰来说是致命的。甚至从乌克兰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它也是致命的——它以工业巨头为基础… ”——库奇马在《总统笔记：2005-2006 年独立广场之后》一书中解释道。

今天，当拥有 “小店主 ”的波兰与乌克兰拉开了遥不可及的距离时，这些判词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嘲弄。然而，历史不可能倒退。列昂尼德·库奇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已经实现。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乌克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寡头政治。

顿涅茨克人民”得以从国家财产中分得一杯羹。库奇马没有与顿巴斯的地方部族争斗。 他需要他们的支持，以便对自己的职位充满信心，并顺利连任。因此，总统允许顿巴斯地区精英接管在 “他们 ”领土上冒烟的工业巨头。在这种情况下，“顿涅茨克帮”和 “卢甘斯克帮”的精英们没有理由用另一次全民公决来要挟库奇马，也没有理由在联邦化问题上给他添乱。

1995 年，顿涅茨克地区出现了一家名字相当响亮的公司——顿巴斯工业联盟（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союз Донбасса）。公司创始人是维塔利·盖杜克（Виталий Гайдук），他曾于 1994 年担任顿涅茨克州副州长。最初，里纳特·艾哈迈托夫（Ринат Леонидович Ахметов）也是顿巴斯工业联盟（ІСД）的共同所有人之一，他最终获得了公司的主要资产。

顿巴斯工业联盟（ІСД）最初只是一家天然气贸易商，没有任何资产。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现了大量从事从俄罗斯向乌克兰企业供应天然气的类似中间商。其中最有名的除了顿巴斯工业联盟（ІСД）本身，还有帕夫洛·拉扎连科和尤利娅·季莫申科的 EESU（乌克兰统一能源系统）、伊戈尔·巴卡伊（Игорь Бакай）的 «Республіка» 以及卢甘斯克帮控制的基金 «Фонд»（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天然气贸易为天然气贸易商提供了广阔的前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乌克兰公司通常没有资金。与此同时，它们需要大量燃料，因为苏联对能源效率一无所知。这些工厂很快就债台高筑，开始依赖天然气供应商，而天然气供应商则可以接管公司的产品和资产，并任命自己的管理层。当然，如果没有强大的 “顶梁柱”，这些公司是无法运营的。向乌克兰进口燃料并向国有企业供应燃料的权利只授予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定商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公平竞争。

在顿巴斯，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领导层开始从天然气贸易中赚钱。1996 年 2 月，当时的顿涅茨克州州长弗拉基米尔·谢尔班（Владимир Щербань）签署了第 71 号决议，规定顿涅茨克州的所有企业只能从顿巴斯工业联盟购买天然气，从而使该公司成为地区垄断者。顿涅茨克州工业过剩，当时生产的天然气约占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因此如此大量的天然气供应给贸易商带来了超常的利润。中介业务和当局创造的温室条件帮助天然气贸易商以最小的投资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然后，天然气中间商利用这些资金开始购买国有资产。通常，价格非常低。

1996 年，前多列士市（俄语Торез/乌语Чистякове奇斯佳科韦）市长、前帕夫洛·拉扎连科（Павел Лазаренко）政府煤炭工业部部长谢尔盖·波利亚科夫成为顿涅茨克州国家管理局局长。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当时甚至在顿涅茨克都不为人所知，但却在乌克兰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阴险的角色。他就是顿涅茨克运输公司总经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起初，他被任命为波利亚科夫的副手，但很快就升任第一副手。

早在 1997 年，波利亚科夫就被解职了。由于他是纳扎连科的心腹，纳扎连科在顿巴斯并不受人尊重，因此他的职位并没有坐多久。亚努科维奇接替了波利亚科夫的位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顿涅茨克州每年都会更换州长，因此下一次轮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亚努科维奇似乎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是个临时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库奇马为何选择他？2004 年，《本周镜报》主编尤利娅·莫斯托娃回答了这个问题。

“1996-1997年，拉扎连科为控制顿巴斯发动了一场激烈而失败的战争，并最终得出结论：他需要与当地业主谈判，并试图与他们结盟控制这个工业区。帕夫洛·拉扎连科与里纳特·艾哈迈托夫达成协议，解除了忠心耿耿却毫无用处的州长波利亚科夫的职务，并游说总统任命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担任这一空缺职位。这样，维克托·费多洛维奇就得两次服兵役。但他没有时间偿还欠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债务： 拉扎连科因健康原因被解职。“2004年夏天，莫斯托娃在《亚努科维奇的星云》一文中写道：“但亚努科维奇确实还清了里纳特·列昂尼多维奇的债务，他为顿涅茨克真正的主人的商业活动，尤其是私有化活动清理了该地区的行政和政治领域。”

1997 年，著名的乌克兰地区党（Партія регіонів，简称地区党）诞生。该党的成立大会于 10 月举行，其创始人是顿涅茨克政坛的阿克撒卡尔³——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弗拉基米尔·雷巴克和尼古拉·阿扎罗夫。正在崛起的顿巴斯精英充满雄心壮志，他们明白需要有自己的政党来有效捍卫自己的利益。

随着 1999 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列奥尼德·库奇马计划连任，为此，他需要像 1994 年一样争取顿巴斯选民的选票。但这次的任务更加艰巨。由于经济危机和生活水平下降，库奇马的支持率正在下降，而怀念苏联的趋势正在增长。与此同时，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左翼言论与亲俄口号相结合的政党的选民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南部的工业中心。1994 年，这些地区的选民在选举中支持库奇马，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们对库奇马的幻想破灭了。库奇马无法阻止苏联工业的迅速消亡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总统需要争取顿巴斯地区精英的支持。于是，这样一个联盟结成了。库奇马需要顿涅茨克人民的忠诚和支持。作为交换，他保证顿涅茨克帮在 “自己”的封地上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库奇马承诺，作为对他有利的伪造选举结果的回报，顿涅茨克地区将实行自治。顿涅茨克居民可以任命自己的检察官、法官，并自行管理该地区，以换取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和预期的结果。”记者弗拉基米尔·博伊科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顿涅茨克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调查了当时顿涅茨克黑手党的活动，他向《历史真理报》节目讲述了那个时代。

1998 年夏天，库奇马总统在访问顿涅茨克时明确表示，只要库奇马本人还担任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就将继续担任州长。库奇马最终甚至超越了这一承诺。亚努科维奇一直担任州长职务，直到 2002 年被提拔为政府领导人。1998 年，顿涅茨克州的非官方所有者里纳特·艾哈迈托夫的业务也急剧上升。他共同拥有的顿巴斯工业联盟公司开始迅速增加资产，并控制了该地区最大的企业。尤其是乌克兰冶金业的巨头，位于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

艾哈迈托夫几乎是白手起家。另一位顿巴斯工业联盟共同所有人谢尔盖·塔鲁塔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和艾哈迈托夫只花了大约 3500 万美元就买下了亚速钢铁厂 44% 的股份。出售天然气赚来的钱被用来购买其他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后来成为顿涅茨克主要寡头经济帝国的基础。1999 年，顿巴斯工业联盟（ІСД）发生了所谓的”所有权澄清”。艾哈迈托夫和公司的其他所有者决定分割他们共同获得的资产。顿涅茨克州的企业由艾哈迈托夫的新公司 SCM 控制，而塔鲁塔⁴和盖杜克⁵则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工厂归入顿巴斯工业联盟旗下。

二、共青团派的复兴#

列昂尼德·库奇马赢得总统选举后，他在卢甘斯克州的竞选总部负责人根纳季·福缅科和维克托·吉洪诺夫成为卢甘斯克州国家行政机构的负责人。1997 年，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成为州政府副首脑，1998 年，库奇马解除了福缅科的职务，任命埃夫雷莫夫为州长。维克托·吉洪诺夫当时已是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吉洪诺夫和埃夫雷莫夫在该地区组成了一个铁板一块的 “共青团派系”，长达数年之久，指挥系统和继承系统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复苏了的共青团，只有在 “市委第一书记 ”之后，拥有 “党的经验”、合适的背景和保证人才能成为 “区委第一书记”。共青团地区委员会前第二书记奥列克桑德·科比捷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обитев）、共青团北顿涅茨克市支部前第一书记瓦连京·德宗（Валентин Дзонь）、卢甘斯克市共青团委员会前书记瓦列里·霍连科（Валерий Голенко，在吉洪诺夫之后担任地区委员会主席，2014 年事件后逃往俄罗斯以避免被起诉）和另一位共青团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里斯秋克（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истюк，2012-2014 年任卢甘斯克州州长，埃夫雷莫夫的追随者）也参与了政府工作。

上世纪 90 年代末，卢甘斯克州长埃夫雷莫夫（与整个卢甘斯克共青团团队一样）也从列昂尼德·库奇马那里获得了豁免保证，以换取忠诚。针对埃夫雷莫夫的腐败指控十分严重，但总统对此置若罔闻。“卢甘斯克人和顿涅茨克人一样成为了库奇马政权的支柱。”

卢甘斯克“共青团”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年轻的市长阿列克谢·丹尼洛夫。1997 年，卢甘斯克市议会成立了反对他的联盟，经过漫长的政治过程和重大丑闻后，议会解除了丹尼洛夫的职务。吉洪诺夫非正式掌权。接替丹尼洛夫的是吉洪诺夫的教父和密友阿纳托利·亚戈费罗夫（Анатолий Ягофёров），他曾是拉达议员，也是另一家以帕克霍缅科命名的机械制造厂的负责人。然而，他的任期也不长——2001-2002 年，他也因重大丑闻被免职，与吉洪诺夫一直是死对头。直到 2014 年，亚戈费罗夫一直支持《青年近卫军报》，该报每周都会发表针对吉洪诺夫和埃夫雷莫夫的批评和揭露文章。

对丹尼洛夫投不信任票的正式原因是国家安全局和税务局调查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与丹尼洛夫及其家人的财产有关。但丹尼洛夫辞职的真正原因当然不是腐败，而是他与共青团集团的疏远。辞职后，他立即试图在法庭上对市议会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最终败诉。丹尼洛夫还计划参加 1998 年的议会选举。这位前市长参加了一个多数选区的选举，但在选举前不久，他的候选资格被法院判决撤销（当然也是出于政治原因），之后他搬到了基辅，直到 2004 年才作为维克托·尤先科选举总部的负责人重返地区政治舞台。这一次，是在法院宣布他之前的辞职为非法之后。

1997 年夏天，犯罪主谋瓦列里·多布罗斯拉夫斯基的车队遭到榴弹发射器和机枪的袭击。多布罗斯拉夫”被当场击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的核心圈子中又有多人被杀。在很短的时间内，卢甘斯克的政治控制权几乎完全被共青团员接管。

到 1997 年，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和他的共青团员奥列克桑德·基谢洛夫已经成功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在被任命为卢甘斯克地区国家管理局局长时，埃夫雷莫夫是 Ukrkomunbank 董事会主席（该银行于 2015 年因资不抵债而被清算）、Oranta-Luhansk 保险公司的所有者以及 Fond CJSC 的共同创始人。基谢廖夫是埃夫雷莫夫大部分业务的合作伙伴。“基金（Фонд）”与塔鲁塔的“ІСД”和季莫申科的“ЄЕСУ”一样，都是天然气贸易商。该公司活动的高峰期是 1997-2001 年，奇怪的是这一时期恰好是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担任州长的时期。

“基金”和相关的“卢甘斯克能源联盟”仅在卢甘斯克州运营，为约 380 家地区企业提供燃料。它们的年供应量超过 10 亿立方米（相比之下，2015 年乌克兰的天然气总消费量约为 330 亿立方米，其中包括约 110 亿立方米的工业用气）。“基金 “在该地区处于垄断地位，因此其所有者很快成为该地区最富有的人。他们不仅赚到了真金白银，而且在消费者无法支付天然气费用的情况下，还可以拿一些资产抵债。

基金的计划很简单：地区当局强迫工业企业和煤炭协会的负责人只从该公司购买天然气。由于当时该地区的所有大型企业都还是国有企业，它们的管理层不得不听从官员的指示。因此，基金很快就使一些国有企业负债累累，继而破产。它们的命运是可以预料的：财产被出售或被切割成废铁。

这种命运尤其降临在斯塔汉诺夫焦化厂、阿尔马兹那冶金厂、利西昌斯克市橡胶和技术产品厂以及其他相当大的企业身上。据斯塔汉诺夫焦炭厂前厂长谢尔盖·蒂托夫称，埃夫雷莫夫接管卢甘斯克州后，该州工业企业的负责人被召集到卢甘斯克州国家管理局。在那里，埃夫雷莫夫或其副手强迫他们签署从 Fond CJSC 购买天然气的合同。

“我们被传唤到地区国家行政机构，那里有一个叫德宗（埃夫雷莫夫的副手——作者）的人。他们在办公室里追着我跑——到埃夫雷莫夫的办公室，然后又到德宗的办公室。他们的借口只有一个——以 85 美元的价格从 “基金”股份公司购买天然气。就这样，他们用这种天然气使整个地区陷于停顿。天然气还供应给了各地的矿山。谢尔盖说：“然后，他们为了偿还债务，尽可能地把矿山切成废铁。”

1998 年，在阿夫迪夫卡焦炭公司陷入债务泥潭后，基金停止了对该厂的天然气供应，该厂随之关闭。当时，基金为该厂的管理设定了一个条件：只有在该厂加工基金所有的原材料时，才能再次向阿夫迪夫卡焦炭厂供应天然气。如果该厂试图与其他商业实体合作，将无法获得天然气。斯塔汉诺夫焦炭公司就这样沦为了奴隶。此后的日子并不好过。1999 年秋，该厂最赚钱的树脂加工车间被拍卖抵债。只有两家与埃夫雷莫夫关系密切的企业参加了拍卖——“基金”和 “卢甘斯克能源联盟”。拍卖由 “基金”公司赢得，其代表是埃夫雷莫夫的合伙人、未来的卢甘斯克地区管理局机械制造处处长叶夫亨·斯拉帕克（Євген Слапак）。

2000 年，阿夫迪夫卡焦炭公司宣布破产。几年后，公司变成了一片废墟：设备被卖成了废铁，车间被拆成了建筑材料。卢甘斯克州的其他一些工厂也纷纷效仿。尽管如此，埃夫雷莫夫的帮派仍未能接管卢甘斯克州的主要工业巨头——阿尔切夫斯克钢铁厂和利西昌斯克炼油厂——哪怕是部分接管。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冶金厂交给了更有实力和影响力的顿涅茨克 ISD，而炼油厂则卖给了俄罗斯 TNK-BP 公司。据卢甘斯克内部人士称，库奇马总统的女婿维克托·平丘克（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инчук）在公司利润中占有一定份额，他 “包庇 ”了 Fond CJSC 的工作，但 Fond 的前共同所有人奥列克桑德·基谢廖夫至今拒绝讨论这一问题。

埃夫雷莫夫企业的金融基础设施由其合伙人爱德华带您洛佐夫斯基（Ukrkomunbank 负责人，2010-2014 年任卢甘斯克州第一副州长）管理。工业公司集团以耶夫列莫夫的儿子伊霍尔（Ihor）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保加利亚公民赫里斯托·科列夫的名义注册。埃夫雷莫夫的许多公司根据国家招标从事采矿设备的供应和维修业务，经营所得达数十亿格里夫尼亚。2004 年，该商业集团将其大部分财产转移到海外。

人们对卢甘斯克集团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代表吉洪诺夫的业务知之甚少。他唯一一次直接 “透露 ”自己的商业利益是将卢甘斯克服装厂«Стиль» 出售给俄罗斯公司 Глория Джинс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吉洪诺夫曾担任该厂厂长数年，后来他将该厂私有化。然而，他无法或不愿独自发展企业，于是决定出售公司。媒体报道说，该公司以 6 00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但吉洪诺夫本人却声称只有 600 万美元。

库奇马在顿涅茨克成功拉拢了真正的寡头，但在卢甘斯克却失败了。吉洪诺夫和埃夫雷莫夫根本不适合这个角色。20 世纪 90 年代的顿涅茨克商人在心理构成上与卢甘斯克共青团员大相径庭，他们无法建立庞大的股份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此外，经济结构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复杂的生产计划需要数十家企业的参与，而这些企业大多已被顿涅茨克帮控制。“卢甘斯克帮”没有在这些基础设施上投资。渐渐地，埃夫雷莫夫集团在该地区开始失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尤里·博伊科帮派开始在影响力方面与其竞争。

有趣的是，尤里·博伊科的迅速崛起要归功于埃夫雷莫夫的商业伙伴奥列克桑德·基谢廖夫。1999 年，时任鲁比日内“查利亚”化工厂厂长的博伊科在基谢廖夫的支持下，被任命为财政状况危急的利西昌斯克炼油厂的首席执行官，并一直经营到该厂出售给俄罗斯人为止。此后，他的事业一飞冲天，2000 年代初，博伊科成为天然气集团的负责人，后来进入亚努科维奇内阁。

他与寡头德米特里·菲尔塔什（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ирташ）的和解对他的进一步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卢甘斯克州，围绕尤里带您博伊科逐渐形成了一个在所谓的 “化工三角区”（卢比日内、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三座城市，该地区的化学工业集中于此）拥有重要利益的政治家族。战争前夕，不仅是埃夫雷莫夫，而且博伊科都被认为是卢甘斯克州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三、经济危机的黄昏#

20 世纪 90 年代，在该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在此背景下，一小部分人爆炸性地致富，他们赢得了被称为 “顿巴斯地区精英 ”的权利。尽管官员们做出了承诺，但私有化并没有让人们变得更富有。所谓的 “老百姓 ”甚至来不及了解发生了什么。向所有乌克兰公民发放的私有化证书允许每个人要求获得自己的国有财产份额。但许多人的衣柜和夹层里仍然放着这些证书。 民众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证书。他们不知道如何投资，也不知道在哪里投资。然而，国家领导人对此并不担心。毕竟，库奇马对 “小店主 ”不感兴趣。他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

直到 2000 年，乌克兰的经济一直在下滑。1990 年至 1999 年，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59.2%。在和平时期，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1990 年代中期，矿工罢工导致国家长期瘫痪，企业数周无法运煤，热电厂和焦炭厂因缺乏燃料而陷入困境。停电现象开始出现。产业工人已数月未领到工资，要求偿还债务，但预算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所有人的工资。

整个国家陷入了崩溃和混乱之中。而这种焦虑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顿巴斯，这是一个苏联工业超负荷运转的地区，在这里，人们最痛苦地感受到苏联工业的消亡过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顿巴斯居民多年来一直固执地认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是乌克兰宣布独立的后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苏联国防工业为导向的生产设施和苏联时期靠国家支持才得以存在的无利可图的企业开始在顿巴斯一个接一个地消亡。这些往往是拥有数万名员工的工厂，它们以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那些完全有机会进入市场的更有前途的公司也被疯狂追逐。其中一些公司被犯罪团伙和腐败官员接管。他们人为地强加给中间商，或故意迫使中间商破产，以达到接管的目的。

平庸的财产盗窃也达到了可怕的程度。无论是老板还是普通工人，都不惜偷窃。国有企业被视为 “无主之物”。如果这些企业拖欠工资，其员工就开始昧着良心把能拿的都拿回家，认为这是一种 “补偿”。

煤炭行业的情况最为困难，无利可图的煤矿多达几十个。于是决定用一种简单而廉价的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那就是毫不犹豫地摧毁所有遇到困难的企业。这一过程被称为 “煤炭工业重组”。

重组是顿巴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毫无道理地摧毁煤矿无疑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2014 年的事件。就对公民生活的破坏性影响程度而言，这一步骤的后果堪比一场战争。早在武装冲突爆发之前，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一些矿区村庄就已战火纷飞。

煤炭工业的崩溃不仅影响了经济状况，也影响了矿区居民的心态。多年来生活在衰落和毁灭的氛围中，数百万顿巴斯居民对苏联解体后的生活感到愤怒和失望。矿区的改组打断了矿工运动的脊梁，使矿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强大力量变成了被剥夺权利、饱受骚扰和忍饥挨饿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怀念起采矿被视为光荣职业的日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顿巴斯的煤炭工业一直在退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它已走入了经济死胡同。煤炭产量逐年下降。拖欠的工资越来越多。1995 年，乌克兰的煤炭产量比 1994 年减少了 1080 万吨。截至 1996 年 1 月 1 日，煤炭企业的应付账款达到 252.2 万亿库邦，超支 134.2 万亿库邦。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进行紧急改革。1996 年 2 月 7 日《关于煤炭工业结构重组》的总统令是启动煤矿重组计划的文件。起初，这份文件并没有什么不祥之兆。该文件只建议彻底清理某些煤矿，尤其是无利可图的煤矿和露天煤矿，煤炭工业部和煤炭开采区区长将在三个月内编制一份清单。决定对无利可图的煤矿进行私有化或租赁。这些煤矿的社会基础设施将转为市政所有或出售给私人投资者。

然而，在实践中，库奇马的法令实际上是对众多官员和官僚的 “面子”法令，他们决定不费吹灰之力地清算尽可能多的煤炭企业。此外，摧毁 “不必要的 ”生产设施也是赚钱的好办法。毕竟，地下有价值连城的设备和成千上万吨黑色和有色金属。而这些东西在矿井被摧毁后都被注销了。

当时被摧毁的许多矿井本来是可以挽救的。本世纪初，能源价格上涨，煤矿开采又开始有利可图。一些无利可图的煤矿开始盈利。一些以前关闭的企业被私人投资者收购，重新焕发生机。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重组者 ”坚信煤炭行业没有前途，对煤矿进行了无情的处置。这些企业被匆忙关闭并洗劫一空，地下留下了数百万吨未开采的煤炭。基础设施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对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的废墟将成为管理不善的悲哀纪念碑。即使对这场破坏性行动的历史进行粗略研究，也会发现煤矿重组是对乌克兰经济犯下的大规模经济罪行，犯罪者理应受到严厉惩罚。

1996 年，在计划用于关闭矿井的 1.3 亿格里夫纳预算中，只拨付了 6 900 万格里夫纳。这种规模的资金不足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不得不节省一切开支，因此矿井被匆忙、草率地关闭了。矿井被大水淹没，毫不留情。在卢甘斯克州的斯塔汉诺夫，所有矿井都在最短时间内关闭，这座以苏联最著名的矿工命名的城市完全没有了煤炭工业。斯塔汉诺夫煤矿被彻底清算。据专家称，属于该协会的四个已关闭煤矿的炼焦煤储量达 8 200 万吨，这些煤炭仍在地下。

斯塔汉诺夫市前市长谢尔盖·列瓦奇科夫在接受采访时描述了该市煤矿的清算过程：

“他们开始关闭煤矿时，我还是斯塔汉诺夫市的市长。当时没有任何项目。甚至没有人向地方当局发出警告。我这个市长是偶然得知中央-伊尔米诺煤矿关闭的消息的。我接到废料堆熄灭部门负责人的电话，被告知他们正在开始填埋矿井。部长签署了关闭矿井的命令，首席执行官复制了该命令，并立即下令回填矿井。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填埋了。所有的机器和设备都留在了那里。”

这种做法的后果令这座城市感到震惊。改制前，斯塔汉诺夫的煤炭工业雇用了该镇 18% 的居民，在该镇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为 28%。在短短几年内，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1.5%。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这一下降。矿场的关闭导致 1.7 万人失业，其中大部分是需要养家糊口的男性。

斯达汉诺夫的人口开始迅速减少，平均寿命下降了 10 岁。这座城市一直未能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即使在 2012 年，该市的预算中仍有 40% 来自国家补贴，没有国家补贴，斯达汉诺夫市根本无法存在。破坏性进程在 2014 年春季的事件中达到了顶峰，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一场延迟的社会爆炸。矿区村落的贫民自愿加入所谓的 “人民民兵”，为 “一切”向乌克兰复仇。

在邻近的布良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安嫩斯卡矿（шахти «Анненська»）的前首席机械师尤里·霍赫洛夫（Юрій Хохлов）这样描述该矿的清算情况：

“该矿于 9 月 1 日关闭。10 月中旬开始清算。在此期间，一片混乱。整个村子都被洗劫一空，所有的东西都被偷走了——那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我的父母告诉我，1941 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人已经从城里撤退了，但德国人还没有进入。那时候，人们偷窃一切——抢劫商店和房屋。当时完全是无政府状态。我在矿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当时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2014 年，当时还是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共产党代表的霍赫洛夫开始积极参加 3 月初在卢甘斯克举行的反乌克兰集会。随着敌对行动的爆发，他站到了所谓的卢甘斯克人民解放军武装团体一边。

1999 年 2 月 10 日《戈尔尼亚克报》（《Торез》）报上的文章 “我们要吃饭 ”充分反映了当时矿区城镇的社会状况。文章描述了所谓的3号矿妇女暴动，即矿工妻子们的抗议行动。

“2月5日，3号煤矿停工，矿工的妻子们正在灯房和井口纠察。”其中一位矿工说：“我们害怕，但我们想吃东西。缺钱是最痛苦的话题。”一个纠察队员说：“一个人喝杯水，吃顿午饭就去上班了。”几个人说，孩子们吃的是馒头——“这是最便宜的”。有一段时间，土豆帮了大忙——在8月和9月，土豆被用来偿还债务。矿上平均欠薪10个月。我口袋空空，热泪盈眶。即使是金属也有极限，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

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老的苏联企业正在消失。更糟糕的是，没有新的生产设施取代被摧毁的企业。投资者没有来到顿巴斯，尤其是卢甘斯克州。只有自杀者或 “有头有脸 ”的商人才能在该地区投资。少数勇敢者不惧风险，投资于陷入困境的企业，但却面临与当地政治精英的冲突，最终导致企业倒闭。来自北顿涅茨克的企业家康斯坦丁·伊尔琴科曾于 1997 年租赁了 68 号煤矿，并试图在那里开展煤炭生产，他在一次采访中特别谈到了这种冲突。

“在四个月内，我投入巨资恢复了煤矿。实际上，这是当时该市唯一一个用现金而不是土豆或猪油支付员工工资的煤矿。但我们只被允许工作三个月。伊尔琴科在 2012 年告诉《OstroV》网站：“然后，我和时任卢甘斯克州第一副州长的埃夫雷莫夫的团队之间发生了真正的冲突。”

据他称，在埃夫雷莫夫的命令下，矿场被切断了电源，随后矿井水淹没了工作面，企业也随之关闭。最终，68 号煤矿几十年的煤炭储量被彻底摧毁。

“从技术监督到地方当局和检察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机构，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打断了租赁者的膝盖’。有一天，我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警告我明天不要去矿上，因为会有一队人来到矿上，然后我就会被’关起来’，被送进牢房，没有任何解释。那天，我站在矿井附近，看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事实上，矿井正在被 “杀死”。的确，带着机关枪的警察、市检察院的代表和司法系统的人都来了（我们已经对房东的非法行为提起了诉讼）。他们用手铐威胁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带出了矿井，关闭了行政办公场所，封堵了井口，派人看守。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矿井被完全夷为平地：地面建筑群荡然无存，所有设备都被运走，去向不明，“伊尔琴科说。

随着煤矿的关闭，顿巴斯的煤炭工业又回到了 19 世纪的技术水平。矿工们用原始的体力劳动开采煤炭的小型个体煤矿开始迅速增加，取代了被摧毁和关闭的企业。失业矿工别无选择，只能进入 “矿洞”。所谓的 “选煤工 ”或 “采煤工 ”也出现了，他们开始从废料堆里捡煤。除了岩石，废料堆里总是有一定数量的煤炭，贫困村庄的居民收集这些煤炭来出售或取暖。选煤工 “的生意很危险。垃圾堆不时坍塌，不幸者死在瓦砾之下。

死去的苏联工厂也成了收入来源。萧条城镇的居民们拆除废弃的厂房以获取砖块，从钢筋混凝土板中抽取钢筋，挖出电缆。在霍尔利夫卡，他们就是这样拆除一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破产的大型汞厂的。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他们拆除了特种玻璃工厂，在斯塔汉诺夫，他们拆除了焦炭厂。顿巴斯的居民曾被苏联宣传美化为勤劳的工人，当他们习惯的世界在他们身边崩塌时，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迷茫、失望、绝望…很少有工人村庄的居民能够客观地评估所发生的一切，公正地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传统上，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亲俄政党和运动的民粹主义政客所准备的简单答案。

失业矿工不想知道他们的矿井为何关闭。对他们来说，“在苏联一切正常，现在却分崩离析 ”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把所有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某种阴谋，而这种阴谋比客观的经济前提更容易让人相信。

在顿巴斯，仍然有一种偏见，认为基辅和乌克兰西部的官员应为矿井被毁负责。有一种说法是，据称他们对煤炭工业一无所知，因此决定葬送煤炭工业。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因为憎恨顿巴斯或 “奉西方主子的命令 ”而故意摧毁煤矿。实际上，签署煤矿死亡令的大多是顿巴斯人。

第一个执行矿场重组总统令的是尤里·波利亚科夫（Юрий Поляков）部长（也就是亚努科维奇的前任顿涅茨克州州长）。他在 1995-1996 年期间担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是重组项目的制定者之一。1996 年，尤里·鲁桑佐夫（Юрий Русанов）接替了他的位置，他是叶纳基耶沃（Енакиево）人，在加入内阁前曾担任阿尔焦姆煤矿（Артёмуголь）的负责人。次年，该部由顿涅茨克州塞利多沃的斯坦尼斯拉夫·扬科领导。一年后，也许是最著名的 “煤炭掘墓人”，来自哈尔茨斯克的谢尔盖·图卢布被任命为部长，他曾在 1998-2000 年间担任该部部长。

他们的工作成果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管理者的专业水平。1996 年，煤炭工业部的专家曾预测，到 2005 年，乌克兰的煤炭产量将从每年 8000 万吨增加到 1.1-1.2 亿吨。实际上，2005 年的煤炭产量仅为 6000 万吨。矿业小城镇和村庄未能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残酷危机中恢复过来，变成了贫困和废墟。2000 年，卢甘斯克州被公认为乌克兰最贫困的地区，贫困率高达 44.8%。相比之下，邻近的哈尔科夫州同年的贫困率仅为 19.6%。

到 2014 年，整整一代人都在这些矿区贫民窟长大，他们的生活中除了酗酒、愤怒和破坏，从未见过其他东西，他们习惯了屈辱的贫困生活。

被危机和腐败摧毁的顿巴斯已成为犯罪和反国家情绪的理想孵化器，其解密居民已成为军事冲突的燃料。战争爆发后，亲俄武装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霍达科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Ходаковский）和伊戈尔·斯特列科夫（Игорь Иванович Стрелков）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愿意加入 “民兵 ”的主要是有犯罪记录的反社会分子、吸毒者和边缘化人群，这并非毫无道理。霍达科夫斯基在访谈中特别指出，在一些德涅斯特河沿岸人民军部队中，20%-30%的人员有前科。如果再加上其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固定工作的弱势人群，这个比例就超过了一半。对于这些人来说，自动售货机成了他们意想不到的社会救助。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漩涡中寻找答案。

四、卢甘斯克独立广场#

1990 年代顿巴斯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臭名昭著的 “卢甘斯克大屠杀”——1998 年 8 月 24 日金雕军官在卢甘斯克市中心殴打罢工矿工。这起事件发生在乌克兰独立日，更增添了其黑暗的象征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末是乌克兰煤炭工业最黑暗的时期。由于长期拖欠工资和无休止的罢工，该行业仍处于瘫痪状态。1998 年，卢甘斯克的矿工纠察队从 7 月 15 日到 12 月 17 日持续了近六个月。来自克拉斯诺顿镇的矿工（巴拉科夫矿、苏霍多尔斯卡斯基德纳矿和杜瓦纳矿的雇员）在卢甘斯克地区政府举行了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的领导者是巴拉科夫矿矿工独立工会主席德米特里·卡利特文采夫。据他说，在克拉斯诺登和佩沃马里斯克的一些矿山，1998 年拖欠的工资和补发的工资达到了 14 个月。情况非常糟糕：矿长们自己决定谁发工资，谁不发工资，有时只有在向老板支付回扣后才能领取部分工资。有时，工资是以过期食品、面粉或谷物的形式支付的。

1998 年夏天，矿工们再次忍无可忍，他们在卢甘斯克州国家管理局前的公园里安营扎寨。当局公开敌视矿工。巴拉科夫煤矿的 NPG 网站写道，从一开始，官员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纠察队：

“矿工们注意到当局的蔑视态度、警察的不断侮辱和威胁、轻微的挑衅以及行政压力。例如，起初他们试图把矿工像牲口一样集中在大楼附近的一个围栏里，禁止他们与路人交流。警察甚至不允许他们搭薄膜遮雨，更不用说搭帐篷了。无论白天黑夜，人们都在露天活动。当地电视频道称他们为酗酒者和叛徒。

每天早上和傍晚，当地区行政官员上班和回家时，矿工们都会给他们 “塑料石头”——用塑料瓶在柏油路上打他们。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拿到钱。与官员的沟通也毫无结果。在整个抗议活动期间，时任总理瓦列里-普斯托沃伊坚科来过卢甘斯克两次，总统库奇马来过一次。但他们都没有直接或通过其代表与抗议者交谈。

1998 年 8 月 16 日，卢图吉诺村（根据革命前当地矿井的名称被称为苏托甘）的党的十九大矿井发生爆炸，造成 24 人死亡。这一悲剧为矿工的抗议活动火上浇油。纠察队决定参加葬礼。他们筹集资金，租用大巴，但在出发前半小时，交通警察拦住了车队，并以没收车辆相威胁，禁止矿工离开卢甘斯克。于是，250 人徒步前往距离地区中心 30 公里的比勒。当车队走过该镇时，有人起草了几份报告，指控矿工阻碍交通。

在比勒，车队遭到防暴警察的阻拦，他们阻止矿工们靠近总理瓦列里-普斯托沃伊坚科出席仪式的墓地。一些矿工在媒体和官方吊唁的陪同下下葬，而另一些矿工则被置之不理。只有在总理离开后，矿工们才被允许为同事扫墓。

1998 年 8 月 24 日是独立日，罢工者计划在卢甘斯克举行火炬游行，象征性地焚烧 “寄生虫”的肖像，但在行动开始前几个小时，他们就被全副防暴装备的警察和金雕特种部队包围了。当天色渐暗，纠察队员们正被分发煤油作为火把时，警察走近倡议小组，称已在肖像中安放了爆炸装置。他们试图将稻草人从矿工手中夺走，随后发生了争执，就在这时，矿工们遭到了金雕军官的袭击。殴打持续了长达 15 分钟，导致 22 人被送进医院，其余受轻伤的人留在广场上点燃了火把。

晚上，1+1 电视频道的新闻报道了这一事件（在此之前，中央电视频道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抗议活动），丑闻进入了政治领域，但支付拖欠工资和倒退的问题在此之后也没有任何进展。当局试图将这一事件说成是为了镇压醉酒的流氓，声称抗议者本身携带了棍棒和钢筋。官员们的行为与 2013 年的情况如出一辙，当时他们将殴打基辅和平抗议者的行为说成是消灭了危险的武装分子。

9 月，议会讨论了有关金雕袭击和平抗议者的信息，议员们开始探访抗议者，但没有任何效果。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拖欠的工资也越来越多。到 11 月底，德米特里-卡利特文采夫收到了 8 份矿工的自焚申请。饥饿、绝望和无尽的屈辱迫使人们采取这种绝望的行动。

1998 年 12 月，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矿工必须在 12 月 15 日之前偿还所有债务并向最高拉达报告。这项命令下达给了内阁，但政府并不急于执行。拖延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12 月 14 日晚，当营地里的所有人都已入睡时，一名来自克拉斯诺登的矿工奥列克桑德·米哈列维奇在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并自焚。在管理区入口处执勤的警察看到着火的人在公园里奔跑。他们急忙灭火并叫来救护车，但米哈列维奇已被严重烧伤，生命垂危。

12 月 16 日晚，悲剧发生后，愤怒的矿工们自发地冲进了卢甘斯克州政府。卡利文采夫设法将矿工们拦在了大楼一楼。两小时后，他们见到了克拉斯诺登武希亚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谢苗·克尔克兹，到早上 6 点，工资和倒退债务都已还清。12 月 28 日，亚历山大·米哈列维奇在重症监护室去世。

与基辅不同，卢甘斯克独立广场没有要求官员辞职，只要当局同意偿还债务，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卢甘斯克事件甚至没有导致省长的更迭，尽管矿工们已经受够了官员们的羞辱。次年，即 1999 年，罢工仍在继续，但当局并未将局势升级为骚乱和流血冲突。克拉斯诺登矿工又两次开始向基辅进军。首先，塔利夫斯卡矿的约一千名工人在政府偿还债务之前设法到达了顿涅茨克州。随后，柳季科夫矿的矿工们决定采取同样的行动——一个半月后，在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他们也与政府达成了协议。

上世纪 90 年代末，顿巴斯处于起义的边缘。矿区城镇的街道上萦绕着绝食的幽灵，但所有的气焰都烟消云散了。人们最终只能在选举中表达不满。在 1998 年的议会选举中，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卢甘斯克州民众集体投票给了无意参与反对派活动的共产党，随后又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了无意认真竞选总统的共产党领导人彼得·西莫年科。当然，这种投票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善。

有一段时间，工厂和矿井的真正凶手的名字被公之于众。 他们被诅咒、被憎恨、被要求审判和监禁。共产主义者彼得罗·西蒙年科的支持者在 1999 年的传单上写道：“一场瘟疫也做不出库奇马所做的事”。但很快，在短短几年内，顿巴斯就有了新的敌人——“橙色”政客。在与新生的 “橙色”瘟疫的斗争中，旧的敌人很快变成了盟友。2004 年，共产党人在总统大选中支持列昂尼德·库奇马的支持者、顿涅茨克州前州长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并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反对派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

令人惊讶，但却是事实。该地区的居民遭受了可怕的衰落，他们不是要求惩罚关闭和掠夺企业的真正肇事者，而是突然将怒火转向了完全不同的人，而这些人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更有甚者，根据一些绝对荒谬的说法，如 “美国妻子 ”或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分类。导致矿工活活烧死自己、把整个城镇变成废墟的长期萧条的真正始作俑者被视为 “顿巴斯爱国者 ”和矿业城镇的荣誉公民。就好像从未有过被锯成废铁的工厂，从未有过被洪水淹没的矿井，也从未有过无望的贫困岁月。

一、“起来吧，乌克兰”#

2002 年 3 月，乌克兰举行了定期议会选举。与 1999 年一样，库奇马总统再次在顿涅茨克地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支持他的 “为了统一的乌克兰 ”党团在顿涅茨克获得了 36.8%的选票。这是全国最高的结果，顿涅茨克州是唯一一个 “为了统一的乌克兰”党团赢得选举的州。在卢甘斯克州，“为了统一的乌克兰”只获得了 14.4%的选票，大大输给了共产党，后者获得了近 40%的选票。此外，政府候选人在顿巴斯大多数多数区获胜。然而，执政党在全国的得票率仅为 11.8%。这一结果大大低于库奇马的预期。

最初，“为了统一的乌克兰”协会的代表在议会中组成了一个单一派系，但在 2002 年 6 月分裂成了几个较小的团体。与此同时，顿涅茨克州的议员们组成了 “乌克兰地区党”派系，该派后来成为地区党派的基础，而 “卢甘斯克 ”的议员们则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议会党团，名为 “人民的选择”。埃夫雷莫夫在地区政府中的前副手尼古拉·格罗奇克（Микола Галочк）成为了卢甘斯克派系的首领。

在当时的卢甘斯克地区报刊上，可以看到埃夫雷莫夫毫不犹豫地称赞自己采取了明智的策略—在最高拉达建立了自己的团体。地区精英们对此寄予厚望，然而却未能如愿。

“如你所知，埃夫雷莫夫在某一时刻决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物。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部族’这两个强大的地区组织在政治和地理上将他与基辅隔绝开来。与此同时，奥列克桑德·谢尔希约维奇继续发挥着他的政治作用，虽然并不显眼，但却相当重要。他是那些被视为总统宠儿的地区领导人之一。他不想在社会等级中低于他的邻居亚努科维奇。因此，埃夫雷莫夫一有机会就决定在议会中建立自己的派别。

有一段时间，埃夫雷莫夫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角色，但他无法长期与顿涅茨克人竞争。与邻国不同，埃夫雷莫夫帮派没有足够的资源。此外，新的 “橙色”威胁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尤先科领导的 “我们的乌克兰”集团在 2002 年议会选举中获胜，该集团是库奇马的反对派。尤先科赢得了 23.5% 的选票，甚至击败了占 20% 选票的共产党。尤利娅·季莫申科的尤先科联盟集团也获得了 7.2% 的选票。在经历了 1990 年代后半期人们所担心的 “红色复仇”威胁之后，民族民主党出人意料的结果让欧洲方向的支持者们感到乐观。显然，乌克兰正在逐渐告别苏联的过去。

尤先科的选举结果证实，他有可能在即将举行的 2004 年总统选举中成为主要的反对党候选人。但谁会是他的对手，谁会是政府的候选人，仍然是个未知数。乌克兰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库奇马的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根据宪法，他没有资格竞选第三个任期。总统需要一个 “继承人”，但他仍遥遥无期。与此同时，政府的声望也在下降，议会选举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受到成功的鼓舞，橙色党决定发动攻势。早在 4 月，尤利娅-季莫申科就要求总统和政府提前辞职。社会党和 “我们的乌克兰 ”的议员也立即加入了她的要求。反对派宣布打算在秋季组织名为 “起来吧，乌克兰 ”的群众集会和非暴力反抗活动。集会定于 9 月 16 日，即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失踪之日开始。政治家们称库奇马总统是谋杀案的幕后主使。

抗议行动确实规模庞大。亲俄罗斯和亲西方的反对派联合起来反对现政府。除了社会党联盟、祖国党和 “我们的乌克兰 ”之外，共产党人也参加了示威活动。9 月 16 日，2 万人聚集在欧洲广场，要求库奇马辞职。集会结束后，抗议者游行至总统府，向总统递交集会决议，但在前往总统府的途中，反对派遇到了警察的封锁，不允许人们进入总统府。抗议者开始在政府区搭建帐篷，但当局决定采取严厉行动。9 月 16-17 日晚，警察对帐篷城进行了清场。

一周后的 9 月 24 日，集会仍在继续。当天，抗议者在总统行政大楼附近再次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后来，2002 年秋季发生的事件被媒体称为 “独立广场的预演”。“起来吧，乌克兰！“的行动确实让当局非常紧张。当时几乎所有的乌克兰电视频道都由总统府控制，对抗议活动的报道非常片面。抗议者被描绘成极端分子和激进分子。当局指责反对派企图发动政变。

库奇马任命的地区行政首脑也发表声明支持总统，他们大多来自南部和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州国家行政机构负责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发言最为严厉。

“我还想再说一件事——关于我们在准备方面的立场，我并不害怕这个词，即一场悄然发生的政变，其驱动力是政治失败者。这样的立场不是创造政策，而是破坏政策，整个民族都成为破坏政策的人质。我认为是时候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谁给了他们敲诈整个国家的权利？我认为暴政可能会被打破，而且很快，”顿涅茨克地区州长亚努科维奇说。

乌克兰电视频道播放了亚努科维奇的讲话。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议会成员也对反对派进行了批评和威胁。特别是卢甘斯克议员发表了一份呼吁书，承诺阻止反对派集会，并呼吁库奇马总统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坚决制止集会组织者的非法行为”。

“我们，卢甘斯克州议会的议员们，警告’起来吧，乌克兰’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你们的行动被合法击退。不要试图代表人民说话。他们将决定自己的立场。

然而，该文件的另一个片段更有意思，其中包含了一个隐藏不深的威胁。

“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警告说：“如果你们宣称的要求—彻底断绝与俄罗斯的一切关系—付诸实施，那么肯定会有政治力量提出不同的问题—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的问题，并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这个问题。

两年后，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将在北顿涅茨克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公开支持分离主义分子要求分裂乌克兰的呼声，届时一切都将明朗化。

二、地区领导权#

本世纪初，列奥尼德-库奇马卷入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毁掉了他在西方的声誉。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Георгія Гонгадзе）遇害案、梅尔尼琴科少校（Николай Мельниченко）的录音带丑闻，以及据称违反制裁向伊拉克出售科尔丘加雷达系统（систем «Кольчуга»）的消息，都让乌克兰总统在第一世界领导人面前声名狼藉，并终止了所谓的 “多部门 ”政策。2002 年之前，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西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计划申请加入北约，但科尔丘加事件后，这些计划不得不放弃。

在当前形势下，库奇马可预见地制定了与俄罗斯和解的路线。而反对派的大规模行动只会加速这一进程。要求库奇马辞职的民族民主党加大了压力，迫使总统在另一阵营中寻找盟友。这些盟友是来自该国东部的寡头集团，由于库奇马的存在，这些集团得以将其所在地区的重要资产私有化并进行瓜分。与 “橙色民族民主党 ”不同，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集团被俄罗斯所吸引，向东发展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2002 年的议会选举和随后的抗议活动勾勒出了未来地区间对抗的轮廓。

政治与经济密切相关。顿巴斯工业主要面向俄罗斯市场，这导致当地企业主采取亲俄立场。寻找新市场对 “红色董事”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为来自莫斯科的订单工作。陈旧的生产设备需要现代化改造，而且很难与西方国家的工业竞争，因此乌克兰东部工业家的最佳出路是进一步与俄罗斯实现经济一体化。对他们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费用和创造力。

在这种情况下，列昂尼德-库奇马与顿巴斯政治精英的和解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一步。“顿涅茨克人是亲西方的民族民主政党的天然对手，可以帮助总统驯服不听话的反对派。于是，库奇马做出了选择——2002 年 11 月 21 日，顿涅茨克州州长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被任命为乌克兰总理。

当时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两年时间。这意味着，如果亚努科维奇能够保住职位，他很可能会成为库奇马的继任者和 2004 年的总统候选人。在对权力平衡进行评估后，各政治团体开始慢慢团结在即将举行的总统竞选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周围。

“顿涅茨克人民”提名的候选人从一开始就不成功。亚努科维奇的履历使他很容易成为批评的目标。20 世纪 90 年代末，顿涅茨克州州长担任顿涅茨克地区国家行政机构负责人时，有关他犯罪记录的信息曾被泄露给媒体。但在顿涅茨克州，这些官员的传记被平静地对待，而在乌克兰其他地区，亚努科维奇的犯罪历史却遭到了否定。新总理立即成为无数笑话和嘲笑的对象。他奇特的沟通方式也不利于他的声望。很难提名一个更具争议性的人物担任总统，但顿涅茨克党没有其他候选人。

在卢甘斯克，人们对这项新任命持否定态度——顿涅茨克党的崛起对当地共青团员来说不是好消息。随着亚努科维奇权力的增长，来自邻国的经济压力也随之增大，卢甘斯克的共青团员根本没有力量和资源来抵御这种压力。此外，埃夫雷莫夫个人不喜欢亚努科维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比亚努科维奇更有知识、更有形象的人物，而他本人也指望得到库奇马的青睐，这也是一个原因。

共青团圈子里的一些人声称，埃夫雷莫夫对亚努科维奇充满蔑视，公开称他为 “白痴”。因此，当卢甘斯克接到库奇马的直接命令，开始准备总统选举并确保亚努科维奇获胜时，埃夫雷莫夫要么拒绝，要么休息（细节上说法不一，但本质上并不矛盾）。在与卢甘斯克州长谈话后，列昂尼德·库奇马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维克托·吉洪诺夫，威胁他说如果卢甘斯克人民不在选举中支持亚努科维奇，他就会有麻烦。

就在埃夫雷莫夫讨价还价的时候，他的两名副手瓦连京·德宗和奥列克桑德尔·科比捷夫决定玩自己的游戏，他们与尤里·伊万诺什琴科和伊万·阿夫拉莫夫的顿涅茨克商业集团有着强大的商业联系。当他们得知冲突的消息后，便去见总统，说他们准备领导总部，确保顿涅茨克候选人获胜。与他们交谈后，库奇马再次致电吉洪诺夫，问他在卢甘斯克发生了什么，以及他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吉洪诺夫立即做出了回应。当德宗回到卢甘斯克时，他的行李已经打包并搬出了办公室。

正如他们所说，与埃夫雷莫夫的谈话 “很艰难”，几乎升级为一场争吵。德宗被调任为 “布拉戈维斯特”（Благовест，字面意思为“报喜钟声”）基金会主任，该基金会为 “为了统一的乌克兰”党 2002 年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事实上，德宗的 “告别 ”仪式是在州政府的柱廊大厅举行的，埃夫雷莫夫甚至向他献上了鲜花。但他们永远是死敌。多年来，埃夫雷莫夫一直在行政上阻止瓦连京·德宗和奥列克桑德·科比捷夫重返政坛的任何尝试。

只有在共青团党内政变失败后，埃夫雷莫夫才同意确保亚努科维奇在卢甘斯克州取得胜利。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是一名职业官员和政治技术专家，自 1994 年以来一直参与卢甘斯克州的选举，他被任命为埃夫雷莫夫的第一副手。他成为亚努科维奇在该地区竞选总部的实际负责人。

顿涅茨克精英将亚努科维奇被任命为总理视为胜利。他们的眼前浮现出弗拉基米尔-普京最近在俄罗斯上台的例子，普京也是在担任总理之后才升任总统的。这些人在行动时考虑到了他们的东部邻国，他们毫不怀疑乌克兰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顿涅茨克人将自己的支持者提拔上台，并控制了国家的治理杠杆，他们不打算放弃这些杠杆。然而，列奥尼德-库奇马总统坚持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Україна – не Росія»）（他的同名著作出版于 2003 年，即选举前一年）并非没有道理。在乌克兰，仅仅从政府中任命一名候选人作为 “接班人 ”并等待民众批准这一决定是不够的。在这里，公民有自己的意见，亚努科维奇仍然必须在选举中获胜才能领导国家。

2003 年秋天，当现任保证人最终明确选择亚努科维奇为继任者时，整个政府系统开始对他进行调整。议会派别 “为了统一的乌克兰党 ”的碎片再次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总理为中心的强大派别。这一次，它以乌克兰各州派为中心，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顿巴斯。如果说在此之前，该派别只是议会中众多类似派别和团体中的一个，那么在 2003 年 11 月，乌克兰各州派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派别，在议员人数上仅次于 “我们的乌克兰”。这就是未来地区党的雏形，该党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乌克兰最强大的政党，亚努科维奇在逃离乌克兰之前一直依赖该党。

三、给尤先科泼冷水#

2003 年秋天，维克托·尤先科在乌克兰政治家中的评价最高，而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却在下降。形势对班科娃不利，必须有所作为。显然，尤先科身上没有真正的污点，因此决定用一种简单的手法将他的对手妖魔化。在亲政府的媒体中，国家民主党越来越多地被比作法西斯分子和仇外分子，而尤先科本人则被描绘成美国的傀儡。

在总统选举前一年，维克托·尤先科决定访问顿巴斯。首先，他打算在卢甘斯克发表演讲，然后在顿涅茨克召开 “我们的乌克兰 ”党代表大会。然而，埃夫雷莫夫和亚努科维奇的领地都不允许他这样做。

“民主力量论坛”定于 2003 年 10 月 20 日在卢甘斯克举行，“我们的乌克兰”党领导人将出席会议。来自各党派和公共组织的约两千名代表出席了论坛，但事先租用的列宁文化宫却“因情况紧急”而突然关闭。此外，当地政府还完全禁止尤先科使用电视频道。弗拉基米尔·兰迪克（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Ландик，时任地区党卢甘斯克地区组织负责人）拥有的卢甘斯克地区电视台（ІРТА）在原定播出时间开始前 10 分钟干脆停止播出，国有的 LOT 电视频道则以缺少空闲时间为由停止播出，而 LKT 电视频道（当时由地区委员会拥有）的总监则直接建议尤先科的团队“向维克托·吉洪诺夫索要播出时间”。尤先科和抗议者从文化之家游行到地区行政机构，在那里举行集会后离开。

顿巴斯之行的主要活动将于 10 月 31 日在顿涅茨克举行。按照计划，“我们的乌克兰”大会将是尤先科竞选活动的非正式开始，当然，顿涅茨克被选为会场并非偶然。“橙色”团队希望表明，尤先科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家，而不是像忠于政府的政治分析家和记者所说的那样，是西部地区的提名人。然而，亚努科维奇的团队对这一想法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在顿巴斯首府，他们的主要对手采取的这一步骤被视为对其领土的侵犯。由于当地政治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严酷现实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比在卢甘斯克更严厉地应对挑战，不让敌人进入自己的 “城市”。

“我们的乌克兰”大会原定在尤诺斯特青年宫举行，但就在前一天，大会显然难以举行。10 月 30 日，“我们的乌克兰 ”议员代表团抵达顿涅茨克，但他们未获准进入青年街。在门口迎接议员们的是自称是保安的年轻壮汉。他们使用武力阻止议员们进入。

“橙色党代表叶夫亨·切尔沃年科不得不向顿涅茨克州议会秘书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求助，以解决冲突。科列斯尼科夫承诺，10 月 31 日上午，议员们将可以进入尤诺斯特举行代表大会。然而，官员们显然想破坏这次活动。

他们决定借他人之手干坏事。当市长、州长和地区委员会主席向尤先科保证他们不会设置任何障碍时，官员们却在匆忙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反尤先科集会。顿涅茨克市场的员工、国家工作人员和大学生被带到尤诺斯特大楼。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却否认与集会有关。在这里，官员们与奥莱克桑德·巴兹柳克的边缘斯拉夫党打成一片，该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徘徊在政治生活的边缘。正是该党成为了反对 “我们的乌克兰 ”行动的正式组织者。

“在尤先科访问顿涅茨克前夕，斯拉夫党代表发表声明称：“我们认为，大批敌视俄语居民、以民族主义激进行为著称的人来到顿涅茨克，而且在我们的土地上举行他们祖先语言的狂热敌人大会，是对我们所有人的直接挑战。

10 月 31 日上午，大会显然无法举行。一群敌视尤先科的人占领了优诺斯特青年宫。此外，晚上顿涅茨克到处都出现了描绘 “我们的乌克兰 ”领导人身着纳粹制服的广告牌。斯拉夫党也是肮脏广告的客户。

官员们设法在尤诺斯特外聚集了数千人，向他们发放了反尤先科的攻击性海报和俄罗斯国旗。由于尤先科本人迟到了，必须把人群聚拢在一起，于是就用酒和博雷斯·科列斯尼科夫拥有的康提工厂生产的糖果来款待人们。在当时，每个青少年的口袋里都有一台摄像机，互联网也只有少数人才能使用，根本不需要顾忌外在的体面，因此集会的组织者公开分发了几瓶伏特加和几盒饼干。但这场 “盛宴 ”还是被摄像机拍了下来，顿涅茨克在这些画面中显得非常不雅观。

可以说，参加集会的人的外表和行为令人不快。一些抗议者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大声辱骂，对记者做出下流手势，焚烧报纸，践踏 “我们的乌克兰 ”党徽。当然，整个 “表演 ”既没有提高 “顿涅茨克 ”的声望，也没有提高顿涅茨克本身的声望。集会的组织者只是加深了人们对顿巴斯的负面成见，使该地区看起来像一座不文化和不宽容的堡垒。人群的行为和广告牌上原始的反尤先科漫画无意中让其他地区的人同情尤先科。然而，亚努科维奇的团队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成功地在顿涅茨克制造了强烈反对尤先科的印象，并证实了亲政府专家的说法，即尤先科只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受欢迎。

尤先科乘飞机抵达顿涅茨克，但在机场也受到了热烈欢迎。根据地方当局的指示，几百人被带到机场，试图阻挡 “我们的乌克兰 ”领导人，不让他进入城市。当尤先科在阿尔法公司员工的帮助下成功冲出人群后，他首先来到顿涅茨克州国家行政大楼，整理他与地方当局的关系。

顿涅茨克地区国家管理局局长阿纳托利-布列兹纽克笨拙地否认顿涅茨克当局参与了丑闻事件，但当然没有人相信他的借口。

“你与青年宫的管理层签订了合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我当时就在那栋楼里，我问人们为什么来，他们说：我们是来看尤先科的，想和他谈谈。我意识到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巴兹柳克在回应组织破坏 ”我们的乌克兰 “大会的指控时撒谎道。

维克托·尤先科则对把他描绘成纳粹分子的广告牌感到愤怒。“我父亲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服苦役四年。为了你，贱人们！”这位橙色党派领导人情绪激动地斥责布利兹纽克和科列兹尼科夫。这句话成了亚努科维奇的政治技术专家们的礼物。当地媒体兴高采烈地断章取义，让人觉得尤先科不是在说地方当局，而是在骂所有顿涅茨克居民 “走狗”。后来，亚努科维奇在竞选活动中经常引用这句话，作为尤先科 “顿巴斯恐惧症 ”的证据。

“顿巴斯居民！你忘了一年前尤先科在顿涅茨克时是如何称呼我们为’仆人’的吗？难道你不知道，如果他获胜，他将 “撕裂 ”他所憎恨的地区吗？“亚努科维奇团队在竞选期间出版的《顿巴斯之声》（2004 年 11 月 12 日第 7 期）写道。

2003 年 10 月 31 日发生的事件并非又一起政治丑闻。这一天，顿涅茨克为乌克兰敲响了警钟。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样，经过漫长的休整之后，顿涅茨克的政治精英们再次利用亲俄边缘组织及其口号来讹诈政治对手。很明显，亚努科维奇的团队准备采取严厉手段赢得选举。这包括打分离主义牌。

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没有逃过记者们的眼睛。“今天，顿涅茨克上演了一场内战预演！如果一群喝醉酒的人只是高喊 “尤先科下台！”，那就只是一场政治对抗。顿涅茨克知名记者谢尔盖-加尔马什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写道：“但是，当反尤先科情绪被民族间和地区间的标志和呼声煽动起来时，这就是煽动民族仇恨。

“最有趣、最重要的是对顿涅茨克使用的口号进行了实质性分析。结论令人失望。由于对尤先科的恐惧和憎恨，政府将语言、民族关系、乌克兰西部和东部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取向等爆炸性话题提上了竞选议程。毫无疑问，顿涅茨克 “抗议者 ”的口号不是在学生宿舍里而是在政府办公室里批准的。2003 年 11 月 3 日，《乌克兰真理报》记者在题为 “乌克兰分裂是当局的主要选举技术 ”的文章中写道：“他们还决定用什么设备武装示威者，醉酒学生手中的俄罗斯三色旗并非偶然。

阿纳托利-布列兹纽克和博雷斯-科列斯尼科夫是反对尤先科的群众运动的真正组织者，他们确实成功地启动了地区间敌意的飞轮，这种敌意在整个竞选活动中不断旋转。顿涅茨克醉酒人群令人作呕的行为激起了其他地区尤先科支持者可预见的反应。“乌克兰真理报 “和其他反对派媒体写道 ”萨尔马特地区的尼安德特政治文化”。而在顿涅茨克，他们则热衷于捕捉来自反对派阵营的任何负面信息，并将其作为橙色党对顿巴斯持偏见态度的证据。10 月 31 日之后，这一钟摆势不可挡。

乌克兰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的某些摩擦升级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不仅是亚努科维奇及其团队造成的，也是列奥尼德-库奇马总统造成的，他本可以及时制止顿涅茨克人民，防止他们煽动仇恨之火，但他没有这样做。乌克兰第二任总统至今仍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位睿智而专业的领导人，但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内阁首脑挑起紧张局势，让公民相互对立。

记者们的担心在 2004 年得到了证实，当时亚努科维奇的政治技术专家们将乌克兰公民分成了不同的种类，电视上播放了一首关于内战的歌曲，其中包含着隐藏不深的威胁。亚努科维奇和库奇马的主要选举技术是敌意和分裂。但在选举前一年，没有人会想到政客们会将这些技术运用到何种程度。

四、火热的2004#

时至今日，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的对抗仍是该国历史上最肮脏、最丑恶的竞选活动。2004 年底，乌克兰濒临真正的领土分裂。失败后，亚努科维奇的团队一度试图获得 “安慰奖——-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因为亚努科维奇在那里赢得的选票比尤先科多得多。但幸运的是，这一想法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了。

在投票之前，乌克兰经历了数月的紧张局势和对政治对手的妖魔化。在顿巴斯，竞选活动有时类似于军事宣传。亚努科维奇的政治技术专家试图让东部地区的民众相信，橙色党憎恨顿巴斯，想要摧毁它，而维克托-尤先科如果获胜，一定会惩罚该地区的不忠行为。因此，地区党试图动员亚努科维奇核心地区的选民，以确保其潜在支持者的高投票率。

他们向顿涅茨克居民保证，“我们的乌克兰 ”领导人将禁止使用俄语，剥削顿巴斯以养活乌克兰西部的穷人，减少顿巴斯居民的养老金和工资，甚至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核废料埋入封闭的矿井。后一种恐吓已经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病毒式流行语。也许维克托·尤先科和他的随行人员对顿巴斯并无多少感情，但他们显然不会做任何被对手归咎于他们的事情。

黑公关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将尤先科描绘成希特勒的传单被扔进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居民的信箱，斯拉夫党的报纸也指责尤先科恐俄和法西斯主义。宣传报纸《顿巴斯之声》偶尔会刊登尤先科支持者在互联网上收集的侮辱顿巴斯及其居民的言论。11 月 12 日第 7 期刊登了其中的一段话，典型的标题是 “我们不被视为人民”。在卢甘斯克，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的报纸《卢甘斯克信息报》也被用来执行类似任务。地区委员会还利用纳税人的钱在其他报纸上刊登现成的、已经完成的反尤先科材料的版面。

2004 年秋天，一则将乌克兰地图分为三部分的颇具恶意的广告广为人知。西部地区被标为第一级，中部地区为第二级，南部和东部地区为第三级。地图的标题是 “这就是他们的乌克兰”。与其他黑公关案例不同的是，这段视频不仅败坏了橙色党的名声，还引发了一场民间对抗。它引发了一场民间对抗。后来的事实证明，“三种乌克兰人 ”的说法是由安德烈·克柳耶夫领导的亚努科维奇影子总部提出的。这个想法属于政治战略家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斯基，而广告的正式客户则是斯拉夫党著名的奥列克桑德·巴兹柳克。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亚努科维奇团队在分裂乌克兰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库奇马总统随从的积极协助。Inter 电视频道积极播放了这一丑闻广告，该频道当时由维克托·梅德韦丘克的社民党（联合）派议员伊霍尔·普卢日尼科夫控制。

地方电视台的宣传更加狂热。卢甘斯克的国营 “LOT ”电视频道无休止地播放尤先科的演讲片段，并叠加了纳粹游行、腐烂橘子和斗兽的迷幻镜头。这里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这种场面让观众，即使是那些神经过敏、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观众，也感到不舒服。

尽管反尤先科的材料赤裸裸地表现出原始性，但它们在顿巴斯大多被不加批判地接受。数百万人真的相信了这些恐怖故事，并严重害怕 “橙色瘟疫 ”的到来。东部地区的居民最终开始把说话温和、聪明的尤先科视为邪恶的化身。但在其他地区，情况却截然不同。2004 年 9 月，尽管当局竭尽全力，尤先科在全国的支持率仍比亚努科维奇高出 7-9%。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党候选人将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例如，根据 Sotsis 中心的数据，40.9% 的选民准备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尤先科，而 31.8% 的选民准备投票给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维奇本人经常给自己制造麻烦。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愚蠢的境地，这只能证实人们普遍认为总理智力水平低下的看法。首先，亚努科维奇在填写调查问卷时犯了许多错误，包括拼错自己的学术头衔，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总理在书写 “教授 ”（«професор»）一词时错误地双写了 “ф”，立刻给全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流行语——“教授”（«проффесор»）。人们开始嘲笑亚努科维奇。尤先科的总部迅速编辑了一个名为 “教授行动 ”（Операція «Проффесор»）的幽默视频，并通过光盘和互联网传播。

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发生的一件奇事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在亚努科维奇访问该市期间，一名名叫德米特罗·罗曼纽克的学生向总理扔了一个生鸡蛋。如果亚努科维奇本人没有做出奇怪的举动，这个小插曲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出于某种原因，总理假装晕倒，在一群学生和记者面前戏剧性地倒在了保镖的怀里。亚努科维奇的团队试图将 “鸡蛋 ”事件说成是暗杀未遂，但这只会增加负面影响。反对派第 5 频道记录了这一事件，视频清楚地显示，击中亚努科维奇的是一个生鸡蛋，而不是总理发言人安娜·赫尔曼向记者保证的 “重型钝器”。当然，这一事件也没有增加政府候选人的声望。

为了在这种情况下获胜，总理需要顿巴斯尽可能高的投票率。为此，亚努科维奇的总部不得不编造越来越多的恐怖故事。人们害怕如果维克托-尤先科获胜，内战就会爆发。有报道称，据称尤先科正在乌克兰西部训练武装分子，以夺取政权并 “平定 ”顿巴斯。

亲尤先科的组织“Pora”是“橙色”的主要障碍，其成员被描绘成嗜血的民族主义者和顽固的激进分子。波拉”被指控准备发动武装政变，并被指控得到了美国的资助。

在第一轮总统选举前，顿巴斯各城市的街头出现了传单，上面印着山姆大叔造型的尤先科问道：“你们准备好内战了吗？”“你准备好打内战了吗？”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俄罗斯歌手约瑟夫·科布松一直在歌唱战争。他的歌曲《如果没有内战》的视频在投票前不断在电视上播放。所有这些阴郁的预言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是讹诈。从字里行间不难读出亚努科维奇团队的信息：“如果我们输了，就会发生内战”。

尽管亚努科维奇的总部竭尽全力，但顿涅茨克地区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并不高。就这一指标而言，顿涅茨克州在乌克兰各州中仅排名第六。相比之下，得到尤先科党支持的西部地区选民的觉悟更高。亚努科维奇的总部再次试图利用这一情况挑起地区间对抗，煽动东部反对西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新闻界当时的主旋律是：“不能让乌克兰西部决定顿巴斯的命运，必须向其展示‘顿涅茨克特色’”。

《顿涅茨克山脊报》（2004 年 11 月 19-25 日第 42 期）刊登的文章 “不要让顿巴斯倒下 ”就是这种煽动的一个突出例子。

“选举结果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回顾一下最近的历史——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当顿巴斯疯狂工作时，基辅拿走了所有利润，然后像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波潘多普洛一样，把赚来的钱分给各地区：这是你的，顿巴斯，这是我的，这又是我的，这是我的，我的，我的。这样的政策直到顿巴斯出现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后才停止，他们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以至于现在可以名副其实地宣称自己是整个乌克兰的领导者，而且背后还有半个乌克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而我们四分之一的同胞却留在了家里。就投票站的投票率而言，顿涅茨克州在乌克兰仅排名第六。捷尔诺波尔州、沃伦州、罗夫诺州、利沃夫州和苏梅州比我们更自觉。您看出什么规律了吗？其中四个州位于乌克兰西部。当我们的一些同胞正在享受无忧无虑的假期时，他们却在为我们决定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一段中，你可以看到亚努科维奇团队积极利用的几个操纵性论点。首先是 “顿巴斯成功，基辅获利 ”这一老生常谈的说法，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顿巴斯分离主义-联邦主义者就使用过这一说法。其次是 “商人强人 ”的传说——他们是顿巴斯的经济和政治精英，成功地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第三，试图利用受伤的小镇爱国主义： “西方人为我们做主”。

当然，现实情况略有不同。基辅并没有抽象地将顿巴斯的利益据为己有—决定是由非常具体的人以具体的名字做出的。顺便提一下，这些人是顿巴斯居民委托当局的。我们已经知道，早在 1993 年，政府领导人实际上是顿涅茨克的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1994 年，顿涅茨克州将库奇马视为自己的候选人并投了他的票，结果库奇马赢得了总统选举。该地区的居民只能就预算资金的不公平分配提出要求，即使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但亚努科维奇的公关人员却无视这一事实，试图让顿巴斯居民相信，基辅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被某个与顿巴斯格格不入、敌视顿巴斯的政府所占领。

将 “顿涅茨克人民 ”描绘成有才能的管理者的努力也失败了。从 20 世纪 90 年代犯罪阴霾中走出来的顿涅茨克地区精英无法解释其首都的由来，原因显而易见。他们中没有从零开始创建新企业的天才。顿涅茨克寡头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和政治精英，完全是因为他们通过政治关系获得了国有工厂和厂房。他们的生意并不诚实，往往与各种腐败计划和非法欺诈有关。

卢甘斯克 “共青团员 ”也不适合扮演国家救星的角色。卢甘斯克地区一片废墟，布良卡和佐良斯克等一些城镇简直是一片废墟，空荡荡的赫鲁晓夫楼窗户破损，没有屋顶；住在里面的人用烧柴的炉子取暖，从井里抽水到楼上。2003 年，由于供水管道老化，距离卢甘斯克 40 公里的苏霍多利斯克爆发了甲型肝炎。 在该地区南部，每周只能按时供水几个小时，其他城市也仍然面临此类流行病的威胁。卢甘斯克州最大的工业企业，如利辛甘斯克炼油厂或卢甘斯克特普洛夫斯炼油厂，实际上已经关闭。其他工厂逐渐被失业者拆除，以换取建筑材料和废金属。

地区党的政治宣传无视这些事实。显然，亚努科维奇的团队对顿巴斯居民客观评价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感兴趣。该团队的目标恰恰相反——利用恐惧和情绪，让人们对尤先科的支持者产生虚假的威胁感和仇恨感。 这就是为什么顿巴斯居民主要受到集中营和战争的威胁——根本不可能用其他东西来吓唬那些连食物、水和住所等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的人们。

“顿巴斯居住证或籍贯会给你进入名牌大学或在全国范围内晋升设置障碍。我们的对手欣赏我们顿巴斯人的性格、勇气和专业精神。他们不再需要这样的竞争对手。《顿涅茨克山脊报》发表了上述题为 “不要让顿巴斯失望 ”的文章。

关于 “乌克兰西部的白吃白喝者 ”被迫支持工业化的东部地区的论调也不断被重复。顿巴斯的媒体经常强调西部地区的产量低于东部地区，却只字不提为支持无利可图的煤炭工业而向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提供的巨额补贴。这种计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根据法律，所有乌克兰选民都是平等的，公民投票的权重并不取决于其收入。乌克兰所有地区的科学家和养老金领取者、学生和企业家都只有权投一张选票。你可以随意衡量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贫困地区的选票价值不会因此而降低。然而，亚努科维奇的总部顽固地继续这样做。这些出版物的目的是让东部地区的居民憎恨西部地区的居民，从而促使他们去投票站把票投给亚努科维奇。

“根据财政部的官方数据，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目前的支出比收入多 43.6%，捷尔诺波尔州多 41.1%，切尔诺夫策州多 26.7%，扎波罗热州多 11.3%。捐助者地区为其家属提供食物： 顿涅茨克州、第聂伯罗州、扎波罗热州、哈尔科夫州和敖德萨州。换句话说，东部居民从自己身上拿出大量资金来帮助纳希斯塔斯派控制的西部地区的养老金领取者和教师。而当地的宣传员则利用这些资金组织昂贵的挑衅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通过基辅转给乌克兰东部地区预算的补贴是不是太多了？也许把更多的收入留给他们会更公平？用这些资金来提高工人的工资？在顿涅茨克州，冶金工人和矿工在艰苦、不健康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今年 9 月的平均工资仅为 771 格里夫纳。相比之下，基辅的平均工资为 997.34 格里夫纳。基辅居民不下矿，不在露天熔炉前站岗，他们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一样，靠从其他地区吸金而致富。也许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分配辛苦赚来的钱。《顿涅茨克山脊报》（2004 年 11 月 12-18 日第 41 期）上的文章《左岸，右岸》写道：“这样一来，顿涅茨克矿工的工资就会比基辅官员或加利西亚游手好闲者的工资高得多。

关于如何操纵统计数据，已经有很多报道。根据不同的情况，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任何人都可以被认定为 “白吃白喝者”。即使在一个地区，也总是可以在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划出一条常规界线。众所周知，顿巴斯的工业分布不均。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一些地区没有大城市或重工业，而另一些地区的工业却非常集中。此外，这些工业的状况往往非常糟糕。本世纪初，一些经历了毁灭性重组的矿业城镇成为了社会的灾难区。 大部分矿井关闭，居民们放弃公寓和家园，前往国外工作。矿业城镇的预算无望盈利，需要大量补贴，但亚努科维奇的竞选活动却没有提及这些 “吃白食的人”。毕竟，只有那些居住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会说乌克兰语的 “家属 ”才会受到憎恨。

报纸上呼吁保留他们更多的收入，并 “用这些资金来提高工人工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2004 年，顿巴斯最大的工业企业已经落入私人手中，工资水平不是由国家决定，而是由艾哈迈托夫、兰迪克、兹维亚吉尔斯基、克柳耶夫兄弟和其他新兴寡头决定。尽管他们自己也在迅速积累财富，但他们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确实很低。但顿巴斯居民被告知，一些 “加利西亚游手好闲者 ”对他们的低工资负有责任。人们相信了这些说法，因为从心理上讲，相信一个遥远而卑鄙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比从自己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要容易得多。

地区党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政客们总是利用外敌的形象来动员社会。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者和人民领袖都利用这一简单的技巧来团结和引导群众反对某些国家或社会团体。对于顿巴斯来说，这个外部敌人就是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地精英控制的媒体彻底非人化。

尽管做出了所有这些努力，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仍未能获胜。反对党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总统宝座的命运将在第二轮选举中决定。但在第二轮选举中，政府候选人的结果令人失望。11 月 21 日晚，投票结束后，全国出口民调结果公布。根据这些数据，维克托·尤先科以 11% 的优势击败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反对党候选人获得了 54% 的选票，而总理获得了 43%的选票。此外，在第二轮投票中，顿巴斯地区的投票率突然异常飙升。尤先科的总部声称投票结果是伪造的，反对派支持者走上街头。橙色革命开始了。

11 月 22 日，利沃夫市议会会议承认维克托-尤先科为乌克兰当选总统。议员们宣布将执行他的行为和命令。尤先科以较大优势获胜的乌克兰其他一些地区也拒绝承认官方选举结果。手持橙色标志的人们开始走上基辅街头。

亚努科维奇的总部对此毫无准备。地区党没有料到，在为亚努科维奇提供了竞选活动、委员会多数席位、投票率、带湿印章的协议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他获胜的决定之后，他们会面临公众的抵制。对他们来说，一个更惊人的发现是，列奥尼德-库奇马拒绝在关键时刻采取严厉行动，阻止抗议活动的发生。亚努科维奇的团队意识到，局势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权力正在从他们的指缝中溜走。 这影响了他们控制的媒体的电视报道和报纸文章的基调。首都的抗议活动被称为 “橙色精神病”、“橙色集会 ”和 “橙色瘟疫”；有人公开威胁和呼吁分裂乌克兰。

在顿巴斯的所有主要城市，地方当局都组织了支持亚努科维奇的集会。在斯洛维扬斯克的一次集会上，当地政治家兼商人瓦连京·雷巴丘克说，如果尤先科的支持者不承认亚努科维奇为总统，顿涅茨克州将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

“如果我们的宪法保证人列昂尼德-达尼洛维奇-库奇马不能捍卫宪法，如果尤先科和他的团队继续无法无天，如果乌克兰的内战运动继续下去，那么顿涅茨克州作为乌克兰东南部的一部分，将准备举行全民公决。雷巴丘克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你们不承认维克托-费多罗维奇-亚努科维奇的总统地位，我们将让顿涅茨克州成为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

后来，他在 2006 年赢得了斯洛维扬斯克的市长选举，并在 2010 年之前一直领导着这座尚未因悲惨事件而举世闻名的城市。

对反对者的妖魔化也愈演愈烈。尤利娅·季莫申科在基辅独立广场讲台上建议 “用铁丝网围住顿巴斯 ”的故事广为流传。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无法找到此事的任何书面证据，但这个故事却深入人心。被宣传鼓动起来的群众不需要证据。时至今日，仍有人声称亲眼看到了季莫申科的演讲视频，尽管这样的视频根本不存在。

2004 年 11 月 24 日，卢甘斯克州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议员们决定禁止反对派媒体—第 5 频道和 Era 电视广播公司—在卢甘斯克州境内播出节目。此外，他们还向各级地方议会议员发出呼吁，提议在哈尔科夫召开全乌克兰地方议会大会，并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立即公布总统选举的正式结果。

11 月 26 日，吉洪诺夫和埃夫雷莫夫更进一步。在下一次会议上，议员们决定成立州议会执行委员会，并取消州行政当局的权力。事实上，这意味着建立一种《宪法》中没有规定的原型地区政府。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外，在这次会议上，议员们还投票决定成立 “东南部地区税收、支付、银行和金融体系组建工作组”。

两天后，即 11 月 28 日，顿涅茨克州议会也做出了类似决定。议员们提议由顿涅茨克州州长阿纳托利·布列兹纽克领导执行委员会。此外，议员们还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地方民兵”，并举行 “关于乌克兰联邦结构和给予顿涅茨克州联邦内自治共和国地位”的地区全民公决。

后来，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政治家们将他们在 2004 年的行动解释为对西部地区不愿承认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胜利的回应。然而，这完全是虚情假意，因为沃伦和加利西亚地区议会只表示不承认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也不同意该数据。无论是在利沃夫还是卢茨克，都没有人谈到建立 “独立共和国 ”或形成 “西部领土金融体系”。

地区党控制的媒体继续煽动歇斯底里的情绪。《顿涅茨克山脊报》第 43 期（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刊登了对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亚历山大·克鲁戈夫的采访，他在采访中称乌克兰西部地区是 “想要扭转整个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尾巴”。

“目前的局势不仅凸显了地理和领土上的分裂，也凸显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因此，如果’加利西亚尾巴’想摇整个乌克兰的尾巴，我相信整个乌克兰都不希望这样—不是尾巴在摇狗，如果西部人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国家，那么东部居民完全有权利对此发表意见。“克鲁托夫说。

克鲁托夫的这番话是在公然操纵局势，因为不仅加利西亚投票给了尤先科，他在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赢得了胜利，包括第聂伯河左岸的苏梅、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和基辅。此外，橙色革命的领导人并非来自乌克兰西部。维克托·尤先科出生在苏梅州，离俄罗斯边境不远，而他的主要盟友——尤利娅·季莫申科、彼得·波罗申科、叶夫亨·切尔沃年科和戴维·日瓦尼亚——则来自东南部地区或其他国家。但在顿巴斯新闻界，敌人的身份早已确定。这些敌人不仅是反对派政治家，还有生活在国家另一政治极的数百万乌克兰公民。

同一份报纸的下一期刊登了对卢甘斯克地区哥萨克阿塔曼之一伊万·索特尼科夫的采访，他公开威胁要对 “加利西亚政治 ”的代表开战。在回答记者关于这位阿塔曼是否害怕乌克兰分裂的问题时，索特尼科夫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不害怕：

“我个人早就预见到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在’独立’的这些年里，加利西亚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在粗暴地强加其对国家未来的设想，无视讲俄语的地区，有计划地漠视他们的权利。他们对我们的抗议和异议充耳不闻。他称我们地区就语言和经济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为非法。通过关闭与俄罗斯的边界，他切断了我们的工厂与市场的联系，并使劳动地区陷入饥饿和贫困。但一切都会结束。我们已经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不会再有其他人。如果我们必须为正义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那也是上帝的旨意。哥萨克人从来都不是奴隶，也永远不会成为奴隶，他们决不允许自己被鄙视。”

哥萨克索特尼科夫没有说出“加利西亚政治”代表的具体名字。他指的是谁仍然是个谜。毕竟，在 2004 年之前的独立乌克兰历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或总理来自加利西亚。不过，东南部地区有许多人担任过要职。20 世纪 90 年代政坛上最耀眼的人物——尤金·兹维亚吉尔斯基、列昂尼德·库奇马、帕夫洛·拉扎连科和瓦列里·普斯托沃伊坚科——都是据称在乌克兰受到 “压迫 ”的地区的杰出代表。本世纪初，一位顿涅茨克州出身的人坐上了总理的宝座。

顺便提一下，阿塔曼·伊万·索特尼科夫最终兑现了他的威胁。2014 年，即橙色革命十年后，他不得不拿起武器。随着所谓 “俄罗斯之春 ”的爆发，索特尼科夫加入了哥萨克部队，开始站在 “人民解放军”一边与乌克兰武装部队作战。

五、北顿涅茨克危机#

2004 年 11 月 28 日，在为亚努科维奇卖命的精英们的倡议下，全乌克兰各级人民代表和地方议会代表大会在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召开，后被简称为 “北顿涅茨克大会”。事实上，这次大会并不是全乌克兰的：是的，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代表都正式出席了大会，但南部和东部地区的领导人拉了第一把小提琴。这次活动的规模在乌克兰历史上是空前的。乌克兰第一次处于分裂和内部冲突的边缘。看台上出现了将乌克兰分裂成几个部分的直接威胁。喊出这些威胁的不再是被边缘化的红褐色组织，而是国家级政治家。

选择北顿涅茨克作为大会地点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以避免在哈尔科夫、卢甘斯克或顿涅茨克集会，从而不显示任何地区团体的优先地位。此外，北顿涅茨克有一个合适的大会会场——冰宫（Льодовий палац），可以容纳几千名代表。大会主持人是吉洪诺夫，他是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也是卢甘斯克政治部落的领导人之一。

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束后，对于东部地区的地区精英来说，保持其政治影响力显然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顿涅茨克帮领导人之一博雷斯·科列斯尼科夫直接谈到了这一点，没有任何暗示。他今天的讲话全文见北顿涅茨克大会记录。

“现在，我们认为所有州议会都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举行全民公决。首先要进行全民公决的问题是对所有违反法律的高级国家权力机构投不信任票。第二个问题是以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建立一个新的乌克兰东南部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公民和地区的利益和权利将在现实中得到保护，而不仅仅是在宣言中得到保护。科列斯尼科夫在讲话中说：“我们向国际社会保证，新国家将拥有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他建议将哈尔科夫作为东南部新联邦的首府。听众多次用掌声打断他的演讲。”

赖莎·瓦西里芙娜·博加特列娃（Раис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Богатырёва，曾在 2014 年之前担任尼古拉·阿扎罗夫政府的卫生部长）在大会上的发言也同样激进：

她说：“如果有一天有人突然想到要举行第二次投票（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编者注），我们不会接受，我们将就建立东南部国家举行全民公决！”。

其他议员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聚集在这里，首先是要向全体乌克兰人民表明，东部是存在的，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我赞成真正的分离和独立生活。我们将能够生活，我们将能够养活自己，“卢甘斯克州议员柳德米拉-基里琴科说。
“我们深信可以与我们谈判，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向我们施压。他们向我们施压，迫使我们建立了今天的南部和东部联盟，他们又向我们施压，迫使我们成为联邦。我亲爱的人民，在这个讲台上我想说—不要把我们逼到主权的地步！“另一位来自卢甘斯克州的议员瓦西里-纳德拉加（后来在阿扎罗夫政府中担任社会政策部长）威胁道。
“尤先科，看着我！我怎么会怕你？站着死总比跪着活好！“时任卢甘斯克州长的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这样渲染当时的局势。仿佛他自己也相信了反尤先科宣传所描绘的鬼魂。

俄罗斯政治家历来被顿巴斯地区精英视为高级同志，他们出席大会增加了事件的象征意义。时任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是北顿涅茨克的主要嘉宾，他在演讲一开始就提醒听众，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第一个祝贺亚努科维奇获胜的人。地区党显然希望用卢日科夫的话吓唬他们的对手，为他们的活动增添意义。然而，莫斯科市长出席大会并没有帮助亚努科维奇。

公开的分离主义言论和顿巴斯精英为获得权力而撕裂国家的意愿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在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大部分人确实是亲俄的，但在其他地区，地区党的讹诈和要求分裂的呼声却给人负面印象。即使是那些不支持橙色革命的乌克兰人也不希望出现混乱和武装对抗。最重要的是，时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断然不同意这种情况。

无论 “橙色女巫”（尤里·卢日科夫在讲话中称橙色革命为 “橙色女巫”）在北顿涅茨克的看台上被骂得多么狗血淋头，地区党的会议实际上是对库奇马的严厉斥责。一些发言者直接指责现任总统没有对反对派集会参与者采取强硬措施，也没有镇压抗议活动。库奇马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就在第二天，即 11 月 29 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安全局对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事实以及旨在暴力改变和推翻宪法秩序的蓄意行动进行了刑事立案。这些案件并不是根据尤先科的指示启动的，他当时无法向国家当局下达任何指示。北顿涅茨克大会的组织者将受到合法的代总统库奇马的惩罚。

这一信号非常明确地传到了各州。顿涅茨克州议会匆忙修改了举行全民公决的决定，而卢甘斯克州议会的决定则受到了检察官办公室的质疑。12 月，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并下令举行第二轮投票。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确定了第二轮选举的日期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意识到他们输了。关于建立 “东南部国家 ”的全民公决从未举行过。

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最近曾呼吁分裂乌克兰并建立一个以哈尔科夫为首都的新国家，但他很快改变了计划，并于 12 月 10 日在顿涅茨克对记者说，已放弃了在 2005 年 1 月举行全民公决的想法。

“我们已决定在联邦改革宪法修正案纳入正常法律框架之前，不在任何地区举行全民公决。让科学家们对形势进行分析，然后我们再做出最终决定。然后再举行全国性的全民公决。事实上，这意味着顿涅茨克领导人承认了他们的失败。然而，输掉的并不是一场战争，而只是一场战斗。

12 月底，第二轮总统选举重新举行，尤先科以近 10%的得票率获胜。此后，亚努科维奇团队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使局势升级，在乌克兰东部煽动支持者起义；二是接受现状，加入反对派。2004 年，常识占了上风。没有人愿意使局势升级，拿起武器。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只发生了几起肢体冲突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 11 月 29 日，在政治危机最激烈的日子里，一些年轻人手持锤子和铁棍，袭击了卢甘斯克的 “我们的乌克兰 ”支持者集会。当地内务部最初声称是尤先科的支持者袭击并殴打了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但几天后，警方同意被殴打的是 “橙色 ”阵营的代表。

另一起事件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2004 年 12 月 21 日，即最后一次决定性投票前不久，波拉组织成员的车队抵达顿涅茨克时遭到袭击。亚努科维奇的人正在顿涅茨克绕行公路上等待所谓的 “友谊列车”。当 “橙色 ”车队驶近时，约 50 辆汽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身强力壮的男子向他们的对手投掷石块和瓶子，并刺破了几辆汽车的轮胎。这一次，波拉的代表未能进入顿涅茨克。

库奇马总统把赌注押在亚努科维奇和顿涅茨克人身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他们背后有明显的犯罪线索。这个错误不仅在于亚努科维奇最终因反评级过高而失败。他的提名还造成了其他后果。它加剧了地区间的紧张关系，分裂了社会，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亚努科维奇的个性令数百万乌克兰人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亚努科维奇的政治技术专家们努力确保所有针对总理的负面信息都被他在顿巴斯的支持者们视为个人行为。

“他们嘲笑亚努科维奇，因为他们不喜欢顿巴斯。他们称他为’罪犯’，因为他们认为顿巴斯是暴徒和强盗的家园。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三等人。“这是亚努科维奇团队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强加给选民的信息。
“评论员们用大篇幅谈论落后的加利西亚农业区，而工业发达的东部居民则被描绘成阴郁、愚蠢的生物，被称为’强盗’、‘法西斯’、‘占领者’，没有人对他们的语言感到害羞。美国的傀儡们根本不考虑 1 500 万投票支持亚努科维奇的民众的意见。2004 年 12 月，《顿涅茨克报》（第 43 期）写道：“他们正在无情地践踏多年来一直为西乌克兰提供粮食的东部工业区。

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简单。亚努科维奇的团队没有明确的选举计划，也没有真正值得炫耀的成就，因此只能依靠非理性。依靠情绪。政治技术专家利用了自苏联时代以来就根植于顿巴斯居民灵魂深处的长期恐惧和成见，而事实证明这一计算是正确的。亚努科维奇本人几乎没有机会成为民众的宠儿。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甚至不是一个有才华的煽动者，而这正是人们一直所喜爱的。他不能吹嘘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没有强大的智慧，也不会发表火热的演讲揭露体制的弊端。一个口齿不清的官僚，写错了自己的学术头衔，还曾两次被定罪，这绝对不是正常人希望看到的国家总统候选人。但是，当政治对抗转变为 “我们反对法西斯 ”的形式时，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4 年的选举不是方案的竞争，而是神话的对抗。选民们并不关心候选人到底提出了什么方案，打算实施什么改革，或如何摆脱 20 世纪 90 年代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人们是去 “为自己 ”投票，“反对橙色瘟疫”。亚努科维奇从一个笨拙的傻瓜变成了 “人民的人”，他站出来反对 “美国走狗 ”尤先科。

然而，失败并没有在亚努科维奇的阵营中持续太久。事实证明，“橙色元首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顿巴斯各帮派很快就与他达成了全面谅解。“独立广场”之后几年，“教授”又从被遗忘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成为总理，并胜利地重新掌权。然而，尽管如此，2004 年 11 月至 12 月发生的事件还是在顿涅茨克居民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一道痛苦的伤疤。亚努科维奇的团队开始让东部地区的居民相信 “胜利是从顿巴斯偷走的”。尽管存在明显的舞弊行为，地区党仍坚称亚努科维奇实际上赢得了选举，而顿巴斯的意见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亚努科维奇的选民相信了他们。失败是一种侮辱，不是因为他们的候选人没有成为总统，而是因为 “班德拉派”——被宣传妖魔化到极致的政治对手——获胜了。有原则的对手的胜利比他们自己的失败更令人沮丧。顿涅茨克的政客们竭尽全力让 “橙色派 ”的胜利看起来像是对顿巴斯的蔑视和羞辱。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未来，积怨将成为悲剧事件的催化剂，造成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伤残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尤先克失去的机会#

赢得选举后，尤先科决定放弃他的纲领口号，并与他的政治对手达成协议。将强盗送进监狱的承诺仍然是一句空话。尤先科并没有开始消灭士气低落的顿涅茨克帮，不仅让其生存下来，而且还让其在接下来的一年，即2006年进行复仇。

为了不激怒地方民众，新总统决定任命一位软弱、妥协的人物担任顿涅茨克省长一职，以取悦顿涅茨克精英。瓦迪姆·查普伦就成了这个人物。同一个人在 90 年代初就已经领导顿涅茨克地区，并通过联邦化勒索基辅。顿涅茨克的尤先科支持者得知此事后感到震惊。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后，这样的任命看起来像是一种嘲讽。

马里乌波尔市前市长米哈伊洛·波日万诺夫是顿涅茨克地区为数不多的在2004年选举中支持“橙色”团队的政客之一，尤先科获胜后，他申请担任顿涅茨克地区政府首脑。然而，在最后一刻，总统仍然选择了楚普伦的候选人资格。波日瓦诺夫本人讲述了事情发生的方式和原因：

“2005年1月19日主显节时，尤先科问我是否准备好担任顿涅茨克地区州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他问我有没有团队。我回答说有一个团队。他说他要去欧洲出差，然后回国参加就职典礼，然后他就这件事在他住处等我。当他回来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们去霍鲁日夫卡参加葬礼。当然，我并没有开始提醒他我们在那里的谈话。他也沉默了，没有再回到这个话题。然后我发现一生主张联邦化的瓦迪姆·查普伦代替了我被任命。原来，普柳施和兹维亚吉尔斯基来找尤先科，劝他不要任命波日万诺夫。他们表示，这一任命将引起与董事会的对抗。兹维亚吉尔斯基发誓，如果楚普伦被任命，就会有和平与恩典，顿巴斯会爱尤先科，而尤先科做到了。”

起初，卢甘斯克的一切看起来都比较乐观。 2005年2月，奥列克西·丹尼洛夫被任命为卢甘斯克地区国家行政首长，这位前卢甘斯克市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非法剥夺了职务。丹尼洛夫似乎在吉洪诺夫和埃夫雷莫夫都有个人账户，每个人都希望他能提供这些账户。在第一届会议之前，丹尼洛夫组建了自己的地区委员会代表小组，他们在几个月前支持亚努科维奇，并开始为地区委员会主席维克托·吉洪诺夫的辞职收集选票。开会前一天，这些选票就在那里，但到了关键时刻，丹尼洛夫的计划却没有奏效。

吉洪诺夫在乌克兰权力更迭后召开的地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表示：“既然有关于我被免职的谣言，我就回答：我从来不为个别帮派或统治者服务，我只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此后，他冷酷地提议代表们“通过举手”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即通过公开的、公开的投票，尽管通常情况下，根据规定，地区议会主席是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在选票的帮助下。然后代表们就害怕了——只有一个人公开决定投票反对。维克托·吉洪诺夫获胜。

吉洪诺夫语气沉重地说：“我建议暂停考虑地区委员会和地区国家行政领导层的人事变动，直至本次会议结束。”

因此，新政府与共青团派成员在卢甘斯克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早在2005年3月就已经签订：丹尼洛夫停止了对吉洪诺夫的攻击，而吉洪诺夫也没有强行提出对州长表示不信任的问题，这可能是原因因他被解雇。到了夏天，所有因担心在“第三轮”选举后被捕而前往俄罗斯的人都返回了卢甘斯克。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埃夫雷莫夫。 2005年11月，丹尼洛夫在尤利娅·季莫申科政府领导下被解职。

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上威胁要严惩主张分裂领土的分裂分子的承诺也只是口头上的承诺。 2005年4月6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逮捕了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但这次逮捕与北顿涅茨克案无关。科列斯尼科夫被指控犯有敲诈勒索罪。顿涅茨克白天鹅购物中心前董事鲍里斯·彭丘克表示，科列斯尼科夫威胁要杀死他，迫使他无偿出售白天鹅股份。科列斯尼科夫否认了这些指控。据他称，他为这些股份支付了彭丘克 50 万美元。这位可恶的顿涅茨克地区男子在审前拘留中心呆了几个月，但于八月被释放。针对他的刑事案件很快就不了了之，科列斯尼科夫没有被指控犯有政治文章。几年后，彭丘克本人因提​​供虚假证词而入狱——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原来心怀怨恨。

2005年6月，总检察长办公室试图以侵犯领土完整的刑事案件拘留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主持人、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维克托·吉洪诺夫，但由于有担保人的担保，他成功避免被捕。他的老同事——时任社会民主党（联合）的人民代表，埃夫雷莫夫的前商业伙伴——奥列克桑德·基谢廖夫。当吉洪诺夫因分裂主义案件接受审讯时，埃夫雷莫夫上空也阴云密布——打击有组织犯罪局（УБОЗу）调查人员收集了与他或其随行人员的企业结构的经济活动有关的材料。

这是关于从 Ukrcomunbank 的公共财产非法转移到埃夫雷莫夫位于卢甘斯克市中心弗拉基米尔舍甫琴科街的大型房产的案件，以及卢甘斯克投资（Луганськлегінвест）公司的案件，该公司本应为失业矿工创造就业机会，但相反，由于某种原因，重建了服装厂。但到2005年底，这些调查停止了。没有任何消息到达法庭。

总检察长办公室直到 2006 年 2 月（即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召开一年半后）才要求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同意就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一案追究维克多·吉洪诺夫的刑事责任。在地区议会会议上，地区议员公开嘲笑提出意见的检察官，而检察官本人就是吉洪诺夫的街坊邻居，因此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结果，不出所料，代表们不允许触摸吉洪诺夫。该案虽然无果而终，但却为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模式提供了极好的基础——现在，地区的“商标”已成为对“政治镇压”和“压迫”的抱怨。维克托·吉洪诺夫甚至出版了《我们如何被审判》（«Як нас судили»）一书，尽管没有对他进行审判。

结果，东部地区的政治家没有因为针对国家及其领土完整的行为而受到任何惩罚。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善意让乌克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北顿涅茨克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持续不断地煽动社会反对派，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流血事件。今天，我们不知道如果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的组织者被迫对尤先科最终胜利后企图攻击领土完整的行为负责，历史的进程将会如何转变。但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愿意玩分裂主义的人就会少得多。认识到对此类行为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无疑会使某些地区的分裂想法和建立各种“共和国”的威胁成为政客们宁愿避免的非常有毒的话题。但相反，有罪不罚现象却让政客们相信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国家会容忍一切。社会将吞噬一切。执法人员会放慢任何案件的处理速度。

二、联邦化的勒索#

总统选举失利后，顿巴斯的精英们又回到了乌克兰联邦化的想法。如果新政府在办公室里几乎总能与地区政府达成谅解，那么公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竞争对手的游戏就会继续下去。幕后的妥协隐藏在顿巴斯公民的视线之外，他们一直处于悬念之中，并坚信新政府对顿巴斯居民充满敌意和偏见。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地区领导人经常在各种论坛、代表大会以及大众媒体上提出这个话题。

2004 年的丑闻选举和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使 90 年代初的言论复活，并让旧的口号再次与时俱进。直到2010年，乌克兰联邦化的想法一直是地区党的关键纲领条款之一，而不是“橙色”统一主义。 “联邦化”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被乌克兰联邦制的支持者们颠倒过来。毕竟，“联邦”一词被翻译为“统一”。因此，它涉及将某些单独的领土实体统一为一个国家的过程。另一方面，乌克兰“联邦党人”提出了相反的过程 - 分离已经存在的一体化国家。

因此，此类提议一直受到大部分乌克兰公民的负面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联邦化这个话题是为了适应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人为地、有一定周期地炒作的，而不是因为它实际上给社会带来了任何好处。此外，一些联邦化支持者坦率地持有仇视乌克兰的观点，并且并不羞于宣布这一观点。为此，反对者轻蔑地称联邦化的支持者为“联邦主义者”。

对区域自治最激进的呼吁往往来自顿巴斯，在那里，类似的想法被叠加在现有的“顿巴斯特殊特征”和“喂养地区”的刻板印象之上。在其他地区（克里米亚除外），没有如此强大和有影响力的地区氏族，在分离之前，查克利克人普遍受到冷遇。显然，“顿涅茨克”需要联邦化的游戏主要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但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或扎波罗热在这场比赛中被指定为次要角色，如果形成同一个“东南共和国”，他们将不得不再次满足于外围的地位。只是现在它不再是乌克兰，而是被“乌克兰东南自治共和国”（ПСУАР），因为地区党提出的北顿涅茨克自治被轻蔑地称为«ПіСУАР»（“东南乌克兰自治共和国”的缩写，在乌克兰语里意为“小便池”）。这样的前景很难吸引任何人。

然而，联邦化话题长期以来成为顿巴斯政治家的主要论点之一。 2004年第二轮总统选举和地区拒绝举行分裂主义公投后，顿涅茨克地区委员会下成立了一个名为“乌克兰宪法改革”的地区间公共科​​学中心。根据组织者的计划，该中心应该制定一项国家从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的计划。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宪法和国家建设专家将参与这项计划的制定。据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介绍，该中心的第一批工作预计将于 2005 年春季取得成果。 “科学小组将工作90天，然后我们才会做出决定，”他承诺道。但媒体上没有出现有关该科学小组活动的信息。

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兼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主持人维克托·吉洪诺夫是乌克兰联邦化主题的主要发言人之一。而他似乎也真心相信这个想法。早在2004年，吉洪诺夫就写了《联邦主义宣言，或通往民主国家之路》（«Маніфест федералізму, або Шлях до демократичної держави»）一书。这是一本用廉价纸张印刷的 62 页小册子，看起来更像是一份政治宣言。

“乌克兰发展的新阶段需要一个不同的公共权力组织，其主要特征是权力下放和去中心化，其基础应该是适当的国家内部领土组织。 [……]用国家的分裂来吓唬人民，所谓的东南部存在分裂主义情绪，实际上他们害怕国家权力的分散和大部分权力的丧失……”吉洪诺夫在2004年写道。

在顿涅茨克，北顿涅茨克事件发生后，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关注了联邦化的话题。他在2005年1月20日接受《Главред β》采访时强调：

“有一个联邦化的想法。这就是我对乌克兰联邦制度必要性的看法不会改变。”

科列斯尼科夫控制的顿涅茨克网站“KID”一直在推动联邦化主题。 2005年3月，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本人在接受顿涅茨克著名在线出版物《奥斯特罗夫》采访时谈到了联邦化的必要性。

“有许多国家将两种或三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只会消除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乌克兰的联邦化恰恰将消除所有这些问题，而我们不会有这些问题，”他说。

在亚努科维奇的文章《反对派的三个假设》（Три постулати опозиції）中。 2005年10月《2000》报纸版面（第43期）刊登的《地区党渴望什么》一文中，作者还写到了联邦化的必要性。而且，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国家制度形式的改变成为了地区计划的一部分：

“今天，国家领导层正试图填补乌克兰东西方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沟渠，但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相信并多次声明，通过国家联邦化可以确保内部政治稳定。仅靠呼吁团结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将来也不太可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在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下，乌克兰各地区是不同的，这个因素总是会影响国家的内部政治局势，”亚努科维奇（或为他准备这篇文章的人）写道。 “地区党领导人”谨慎地对谁以及如何分裂乌克兰公民保持沉默。他的政治广告中乌克兰人被分为不同的阶级，人们对它的记忆仍然清晰。

2006年3月，地区党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地方选举中获得绝对胜利，并在所有市、区、村甚至村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 2004年的失败使顿巴斯各政治派系重新团结起来，并加强了他们在根据地地区的地位。地区官员拥有无限的资源，这使得他们可以任命任何人担任顿巴斯的市长或副手，无论他的才华和能力如何。亚历山大·埃夫雷莫夫 就是这样首次控制了该地区中心，在此之前他从未成功地任命过“他的”市长。2006 年，一名前军事政委、偏远地区区议会主席赢得了卢甘斯克的选举。被忽视的卡米亚诺布里德区，谢尔盖·克拉夫琴科。一个总是毫无疑问地、顺从地执行他的守护者的意志的人。

由于对人口稠密的顿巴斯的完全控制，地方主义者成功赢得了2006年的议会选举。根据投票结果，民联获得了820万选民的选票（其中约三分之一在顿巴斯），组成了最高拉达的最大派系，拥有186名代表。

这场胜利之后，由于“橙色”阵营的不和，亚努科维奇成功卷土重来，第二次担任内阁主席。在那里，他首先开始将扩大地区独立的想法落实到生活中。 2006年9月，亚努科维奇宣布，由于乌克兰自2007年起进行地方自治改革，国家地区和地区行政机构将被废除。这意味着消除总统控制下的垂直行政权力。

“如果我们在秋季会议上审议这项法律草案，那么在新的一年里，各地区将建立不同的关系。不会有地区国家行政机构，将有地区执行委员会，将有地区执行委员会。您已经选择了经理。领导人将对选民负责。我们将建立垂直的行政权力，我们与各地区的关系将是伙伴关系，”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说。 “现在您将掌握地方自治法，这将使您有机会制定区域政策。在该地区通过立法法案、地区法律、这些地区赖以生存的法律。”

但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团队从未成功实施这一计划。 2007年对于“顿涅茨克人”来说是不成功的。春天，尤先科总统解散了议会，秋天，季莫申科的政党在特别选举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高分。根据连任结果，亚努科维奇失去总理职务，季莫申科担任部长内阁主席。

地方党向反对党的过渡再次加剧了联邦主义的言论。公共关系的所有主要发言人以及由地方政府资助的众多矮人公共组织都呼吁改变国家制度和废除统一主义。

“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国家由不同的领土、不同的地区组成—在意识形态、历史、经济潜力、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方面各不相同。这是好事，但也应考虑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制是乌克兰的最佳选择。2008 年 7 月，地区党派别第一副首脑奥列克桑德·埃夫雷莫夫在接受 KID 网站采访时说：“所有关于统一和不可分割的乌克兰的呼声都只隐藏着独自统治的愿望，并将他们关于正确和最好的想法强加给所有人。”

2008年，地方主义者决定召开第二次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与之前在冰宫举行的活动不同，新的大会与其说是一场肌肉游戏，不如说是公关和对对手的恶搞。那时没有人害怕维克托·尤先科。另一次总统选举即将到来，亚努科维奇团队的主要任务是在2010年初之前尽可能地动员其基础选民。

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苍白翻版。没有人公开呼吁分裂。 2004 年以激进言论而闻名的最聪明的演讲者不再发言。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静静地坐在大厅里，赖莎·博加特列娃甚至没有来。此次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科斯特扬廷·扎图林表示，他认为卢甘斯克和北顿涅茨克是他祖国的一部分。大会的主题不再是联邦化，而是“压迫俄语”和“强迫乌克兰化”。

“冰宫的整个周边已经设置了双重警察边界，该建筑已被两次检查是否存在爆炸物，执法机构正在加紧工作。第二次北顿涅茨克会议是在前所未有的安全措施的条件下举行的，来自乌克兰各地的近四千名代表聚集在这里参加大会…主要问题之一是乌克兰的俄语状况”， ——这是俄罗斯联邦第一频道关于第二次北顿涅茨克的故事是如何开始大会的

然后，俄罗斯记者用两分钟时间广播了当时地区领导人的主要信息。

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瓦列里·戈连科：“今天我们对俄语人口进行压迫，今天我们在人道主义领域遇到问题，我希望北顿涅茨克国会的决定将帮助乌克兰成为代表的故乡所有民族，无论宗教、政治信仰、居住地和交流语言如何。
乌克兰的五个州没有一所俄语学校，19个州没有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让学生接受俄语教育。代表们发出警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乌克兰的儿童很快将无法写或说俄语，顺便说一句，不仅仅是俄语。发言者提醒，这种情况违反了《欧洲区域语言宪章》的多项规定。
地区党人民代表奥莱娜·卢卡什：“在我们的学校中，乌克兰教育部提出了在高等教育机构入学时参加乌克兰语考试的要求。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不仅学习俄语，还学习罗马尼亚语和波兰语，我们有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教育部长愤世嫉俗地建议这些孩子买一本字典来翻译单词。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并希望人们使用他们想要的语言。毕竟，这事关公民的宪法权利。”
乌克兰共产党人民代表彼得·西蒙年科：“我们需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给予俄语第二国家语言的地位，并承认俄语和俄罗斯文化是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地区党领导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谈到了侵犯地方自治权、篡改乌克兰历史的问题，并再次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对北约的态度：
“我们相信并且仍然相信，考虑到东欧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应该完全基于全民公投的结果。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我国大多数公民不支持加入北约。”

代表们不仅将第二次全乌克兰代表大会的要求带到了他们的地区，他们还将通过的决议送交维克多·尤先科总统和最高拉达。”

然而，尽管大声疾呼、情绪激动，第二次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2008年，其组织者与2004年一样，再次准备选举，并期望获得对整个乌克兰的控制权。联邦化和国家语言的话题被提出，以再次动员选民。

当时各地区的意识形态任务是保持选民的支持，防止任何其他政治势力在其“根据地”地区日益受欢迎，维持相当高的政治紧张度和顿巴斯人民生活的印象。不断受到威胁。

当时，由维克多·吉洪诺夫和亚历山大·埃夫雷莫夫完全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工作，旨在形成“小俄罗斯”的乌克兰发展方针。一切都以“佩列亚斯拉夫拉达”类型的愉快会议的形式进行。历史方面和现代性”、“联邦制作为巩固公民社会的一种视角”、“语言宽容是乌克兰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关键”、“现代世界中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新纳粹主义” 、“乌克兰反法西斯论坛”等不难猜出他们在这里称谁为法西斯分子。 “科学家”，如地区党人民代表瓦季姆·科列斯尼琴科和奥列格·察列夫、共产党人斯皮里东·基林卡罗夫（自2014年起全部居住在俄罗斯或被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谢尔盖·马尔科夫，副议长康斯坦丁·扎图林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第三至第四届会议谢尔盖·巴布林的此类伪科学马拉松上发表了讲话。俄罗斯 2014 年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事件的参与者）、“历史记忆”基金会主席亚历山大·久科夫、奥列斯·布金那（2014 年在基辅被杀）、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等人。通常，所有这些都得到了 UOC 议员和亲俄罗斯哥萨克组织发言人的政治论文的补充。另外，有必要指出维克托·梅德维丘克意识形态库中的发言人经常出现在这些活动中，例如彼得·托洛奇卡和格奥尔基·克留奇科夫。

所有这些宣传人员在卢甘斯克都得到了大众媒体的支持——当地电视频道、地区和当地报纸、广播，也就是说，几乎进入了每个家庭和每一双耳朵。

坦率地说，那里很少听到仇视乌克兰的言论，更多的是——对乌克兰的一切都用帝国主义的语气，明确地将卢甘斯克居民视为“原籍俄罗斯人”，无意中由于误解而最终“独立”。

例如，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科斯蒂安廷·扎图林（Kostiantyn Zatulin）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行动的协调员之一，甚至在被禁止进入乌克兰领土之前，就采取了如此坦率的做法。卢甘斯克的操纵行为；

“乌克兰联邦化的想法不是某人的心血来潮、阴谋或发明。乌克兰比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需要这种领土形式的民主。为了不保持沉默，也为了不被指控企图破坏乌克兰国家的基础，我想引用一个人的话，他的名字和作品经常被乌克兰独立、自治和统一的最热心支持者使用。我指的是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他在 1907 年写道：“无论乌克兰共和国在形式上是否被称为联邦共和国，事实上它仍然应该被组织成一个共和国-社区的联邦。任何强加于社区的机械团结和强制联系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只会导致抵制、反应、向心主义，或者为新的冲突提供理由。”
“这个国家及其人口是异质的。是时候承认乌克兰境内生活着两种不同的乌克兰人民了。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是时候解决掉了。 2004年的北顿涅茨克代表大会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次代表大会拒绝了根据肤色和品种对乌克兰人进行划分——卢甘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瓦列里·戈连科在一次伪科学会议上宣称。 “乌克兰政府将‘联邦主义’一词等同于‘分离主义’一词。我们将其理解为权力下放。乌克兰需要有效的民主权力下放。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国家发展的必然。”

然而，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各地区开始较少提及联邦化。和以前一样，这个问题在顿巴斯以外并不很受欢迎。此外，该国的政治局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即使从90年代初开始，国家的联邦化就被“顿巴斯帮”视为一种安慰。他说，如果不可能控制整个乌克兰，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出卖“我们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取得自治地位，并在那里建立全面的霸权。但到了2009年，夺取整个乌克兰的前景再次成为现实。 “橙色”阵营的争吵不断，加上尤先科的弱势，让“顿涅茨克”的复赛机会非常好。因此，亚努科维奇在没有联邦主义口号的情况下参加总统选举，这可能会让选民远离他。在他的名为“乌克兰——为了人民！”的选举纲领中，“联邦”或“联邦化”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

关于联邦化的主要公关发言人之一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实际上在选举开始时就放弃了他的观点。 2009年11月29日，他在电视频道播出时表达了乌克兰对联邦模式“尚未成熟”的观点。

“联邦是不可能的。立法需要做出很多改变。预算联盟已经可以尝试，”他说。

当亚努科维奇最终在2010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他的言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联邦制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

“乌克兰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观点。统一和民主，”他在2010年夏天接受《2000》报采访时说道。

当权力集中到“顿涅茨克”手中后，他们当然不再需要任何联邦化。与亚努科维奇一样，他的党内成员也改变了观点。地区党代表阿尔乔姆·谢尔班最高拉达在 2010 年 6 月接受《基辅电讯报》采访时表示，“联邦化是一个长期选择”。

“在政治发展的现阶段，这是不可接受的。在我看来，矛盾的是，联邦制只有在稳定、经济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我们仍然需要能够保留联邦土地，这样一些土地就不会流向俄罗斯，另一些则不会流向欧盟，”谢尔班告诉记者。

如此急剧的转变证明，顿巴斯政客们从未真正相信联邦化对乌克兰的积极影响。他们推广这个话题只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为了讨价还价以获得一些额外的偏好。但当“顿涅茨克人”自己成为统治阶层时，削弱中央的权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联邦化的话题逐渐从报纸的头版爬到边缘论坛和传单的边缘。

三、独立广场所诞生的： 2000 年代中期顿巴斯的分离主义运动#

2004年独立广场的胜利以及有关美国干预乌克兰选举的相关传说，在顿巴斯掀起了新一波的分裂主义运动。大多数 - 边缘和傀儡，在同一地区党的政客的控制下。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公开喊出分裂主义口号并使用反乌克兰言论。大多数人以“反橙色”的政治立场掩盖乌克兰恐惧症。维克托·尤先科对他们来说代表了他们如此害怕和憎恨的一切——美国、北约、西方、乌克兰民族主义。

2004年之后，90年代顿涅茨克分裂主义的元老们退居幕后，几乎不再被人记住，但由新领导人组成的新结构开始出现，这是以前没有人听说过的。 2005年初，在顿涅茨克，矮人组织“革命诞生联盟”的领导者安德烈·普尔金首次宣布了自己的身份。 2005年2月，这个在地方当局支持下创建的组织在顿涅茨克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帐篷城，看起来像是对基辅独立广场的拙劣模仿。这个城镇完全是一个假的。里面没有人住，帐篷里大部分都是空的。行动参与者向乌克兰新政府提出了12项要求，其中当然包括联邦化和给予俄语第二国家语言的地位，但帐篷并没有长期站立，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举动。

安德里·普尔金 (Andrii Purgin) 2005 年 3 月接受《顿巴斯新闻报》(Novosti Donbass) 刊物采访时谈到了他的组织的计划，该采访已保存在互联网上。当时，在2004年选举中支持尤先科的组织“波拉”是顿巴斯居民的主要诱饵。普尔金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该组织的活动分子恐吓顿涅茨克，并在夜间在街上殴打女孩。同时，他没有提供这些指控的任何证据。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在顿涅茨克遭受苦难的人和正在夜间受苦的人们。一名女孩昏迷了一天半，另一名女孩的牙齿和下巴被打掉，正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的一家医院里。我们仍然会提出“是时候了”（Пора!）是一个恐怖组织，正在对我们的城市进行恐怖活动。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解决它，”普尔金说。

2005年3月，“革命诞生联盟”在顿涅茨克国家行政管理局围墙附近举行了针对“是时候了”的行动。由安德里·普尔金（Andrii Purgin）和他的副手谢尔盖·雷巴尔科（Serhiy Rybalko）领导的“联盟”活动人士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是时候关闭‘是时候了’项目了，是时候离开顿巴斯了。”今年4月，他们已经抗议支持“橙色”选举的“海洋埃尔莎”组织访问顿涅茨克。与此同时，另一位著名的顿涅茨克分裂分子也崭露头角——顿涅茨克地区中小企业企业家联盟主席奥列克桑德·赫里亚科夫(Oleksandr Hryakov)。他在顿涅茨克创立了“没有尤先科的乌克兰”运动，该运动定期参加2005年至2006年的各种街头行动，但与大多数类似总部的边缘顿涅茨克组织一样，实际上由少数人组成。

赫里亚科夫和普金提出了相当激进的口号，包括呼吁暴力和国家分裂。官方上，地区党与边缘派没有任何关系，但私下里，地区主义者显然支持他们，因为激进分子可以自由地表达高层政治家和官员无法接受的事情。公关并没有特别试图隐藏与分离主义者的联系。亚历山大·赫里亚科夫 (Oleksandr Hryakov) 是人民代表安德烈·克鲁耶夫 (Andriy Klyuev) 的助手，后者在 2004 年选举期间领导维克多·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 的影子竞选总部。

2005年12月，普金与亚历山大·楚尔坎（Oleksandr Tsurkan）一起在顿涅茨克成立了另一个组织，该组织注定会比“革命诞生的联盟”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个新组织被称为“顿涅茨克共和国”。当时，顿巴斯很少有人关注这一事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想法将来会变成严肃的事情。

作为他们组织的旗帜，普金和楚尔坎选择了当时已不再活跃的“顿巴斯联动”旗帜。自2006年以来，“顿涅茨克共和国”不时在该市举行活动。尽管这些行为总是很少，而且参与者也像都市疯子，但DR的表演却总是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顿涅茨克来说，这样的分裂组织在当时显得有些异国情调。

2006年6月22日，“顿涅茨克共和国”代表参加了乌克兰共产党当地支部组织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分裂分子首次呼吁成立所谓“民兵”，但当时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些呼吁。

“我们的运动呼吁组建人民民兵。我们并不是说，如果这是一支民兵，那么就必须拿着棍子奔跑。不。只要有机会，只要宣布民主转型，我们就会依法行事，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抗议。但我们将永远牢记，我们可以采取公开抗命行动，”楚尔坎在讲台上说道。

“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在讲话中传统上用“橙色寄生虫”的入侵来吓唬顿涅茨克居民，并指责执政联盟试图“摧毁顿巴斯”。

“今天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是非常悲惨的一天——伟大卫国战争的开始。此外，碰巧的是，在这一天，最高拉达成立了一个反人民联盟 - “橙色”，该联盟实际上联合起来，以彻底摧毁我们的顿巴斯。这是我深深的信念，所以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待橙色害虫来吃我们剩下的东西。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们不会停止，”楚尔坎喊道。

然而到了2006年，此类恐怖片的动员效果已经无法与2004年相比。在顿巴斯，和以前一样，他们不喜欢尤先科，但也不再害怕他。独立广场后的两年里，恐怖电影看起来不再可信。

同年11月，“顿涅茨克共和国”活动人士在顿涅茨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搭建竞选帐篷，公开征集签名，支持建立“独立的顿涅茨克联邦共和国”的全民公投。 并散发具有公开法西斯性质的小册子。楚尔坎和普金使用的帐篷属于共产党。分裂分子只是用其组织的旗帜遮盖了共产党的标志。正如顿涅茨克记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市政府的默许，这样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发生。

即使按照尤先科总统任期内的无为而治的标准来看，这种无耻之举也太过分了。

顿涅茨克国家民主警察部队的代表对这一行动本身以及市政府和执法人员的“犯罪不作为”感到愤怒。检察官办公室和 SBU 收到了针对分裂分子的投诉。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2007年，“顿涅茨克共和国”组织在顿涅茨克地区司法部的要求下被法院取缔，并转变为非法组织。此外，SBU还对“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侵犯国家领土完整提起刑事诉讼。

但实际上，没有人迫害这些活动人士，他们继续在顿涅茨克公开活动。调查和审理一直持续到2013年，最终无果而终。在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统期间，此案不出所料地破裂了。

“顿涅茨克共和国”活动人士的言论更像是恶搞。亚历山大·楚尔坎在接受采访时提议“将乌克兰更名为班德兰”，而该组织本身也不时发表完全疯狂的言论，难以认真对待。例如，2008年，代表乌克兰民主人民共和国分发了一项决议，其中除其他外提议“考虑一个人为创建的社区，因此，一个不存在的社区 ——‘乌克兰民族’——作为针对罗斯族的人道主义罪行。”

但到了2006年，此类恐怖故事的动员效果已无法与2004年相比。在顿巴斯，人们像以前一样不喜欢尤先科，但不再怕他。独立广场事件发生两年后，这些恐怖故事不再显得可信。

同年11月，“顿涅茨克共和国”积极分子在顿涅茨克市中心列宁广场搭起竞选帐篷，公开收集签名，支持就成立“独立的顿涅茨克联邦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并分发公开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小册子。楚尔坎和普尔金使用的帐篷属于共产党。分离主义分子只是用其组织的旗帜遮盖了共产党的象征。正如顿涅茨克记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市政府的默许，这样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发生。

即便以尤先科总统任期内素食主义盛行的标准来看，这种无耻行为也已然过分。

顿涅茨克民族民主政治力量代表对这一行动本身以及市政当局和执法人员的“犯罪不作为”感到愤怒。检察官办公室和乌克兰安全局已对分离主义分子提起诉讼。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2007年，“顿涅茨克共和国”组织还是根据顿涅茨克州司法部的要求被法院取缔，成为非法组织。此外，乌克兰安全局还对“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侵犯国家领土完整。

但实际上，没有人迫害这些活动人士，他们继续在顿涅茨克公开活动。调查和审判一直拖到2013年，最终无果而终。在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统的几年里，情况可想而知地分崩离析。

“顿涅茨克共和国”活动分子的言论更像是一种挑衅。奥列克桑德尔·楚尔坎 (Oleksandr Tsurkan) 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将乌克兰改名为班杰里纳”，而该组织本身也不时发表一些难以令人认真对待的绝对疯狂的言论。例如，2008 年，乌克兰民主共和国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除其他外，提议“将人为创造的共同体和‘乌克兰民族’视为不存在的民族，视为人道主义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的罪行。”

楚尔坎还承诺创建“顿巴斯救世军”以抵抗“乌克兰占领”，但志同道合的人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实施这些计划。 2009年，楚尔坎去世，安德烈·普尔金开始指挥“顿涅茨克共和国”。

根据2008年至2009年“顿涅茨克共和国”活动分子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来看。分离主义分子时不时地在顿涅茨克地区设立类似军营的地方。他们前往荒芜的草原，住在帐篷里，学会了射击枪支和投掷装有燃烧混合物的瓶子。在 2009 年的一次集会上拍摄的照片中，顿涅茨克共和国的活动人士手持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和狙击步枪，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肖像发射实弹。除了此类出行之外，“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还与亚历山大·杜金领导的俄罗斯极右翼组织“欧亚青年联盟”密切合作，并前往俄罗斯参加该组织的集会。

2009年2月9日，已被取缔的“顿涅茨克共和国”在顿涅茨克市中心平静地再次举行集会。该组织领导人在列宁广场搭起帐篷，宣称宣布“顿涅茨克联邦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分离主义分子散发的传单表明，民主共和国联盟是 1918 年成立的顿巴斯-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的合法继承者。新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仅包括顿巴斯地区，还包括赫尔松、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地区。

这个动作看上去像在扮演小丑。顿涅茨克没有人认真对待来自“顿涅茨克共和国”的边缘人士。但该组织的活动显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秘密支持和鼓励，目的是为了激怒基辅的“橙色派”，并再次以分裂主义威胁他们。这一版本还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在亚努科维奇赢得2010年总统大选后，“共和党”的活动急剧下降，直到2014年事件发生时，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2005年，罗曼·利亚金首次公开亮相，和普尔金、赫里亚科夫一样，他在2014年春天闻名全国。尤先科获胜后，这位未来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地区党政客的支持下，在顿涅茨克创建了“我们”运动。利亚金的组织比轻歌剧般的“顿涅茨克共和国”更加边缘化，除了几句声明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直到所谓的“俄罗斯之春”开始之前，利亚金的所有活动实际上都仅限于较小规模的挑衅。

2006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奥列克桑德尔·卢基扬琴科，以便参加顿涅茨克市长选举，从同名市长手中夺走选票。利亚金的这一伎俩是受顿涅茨克地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奥列克桑德·鲍勃科夫的指使，后者为卢基扬琴科安排了一些小恶作剧，因为他自己也梦想着担任顿涅茨克市长。2007 年，利亚金写给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公开信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呼吁分裂乌克兰，并将其东部地区并入俄罗斯。利亚金提议将地区党改名为“东南地区党”。

“当务之急是使党纲规定和章程与数百万党员和同情者的希望相一致，并将乌克兰地区党的名称改为真正的名称——乌克兰东南地区党。”抛开外表的想法，行动高于一切。与1991年的灾难不同，乌克兰的分裂是一件幸事。让我们快速而安静地完成这件事。呼吁书中写道：“如果有必要，异见人士将成为英雄，就像那些为‘乌克兰’而白白牺牲的数千人一样。”

顿涅茨克分离主义组织的所有活动分子都彼此熟悉，此外，他们都与地区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利亚金是地区党青年组织“青年地区”的成员，同时还担任顿涅茨克市议会地区党派负责人安德烈·基塞列夫的公关和公共关系顾问。顿涅茨克媒体称，奥列克桑德尔·赫里亚科夫不仅与安德烈·克柳耶夫有联系，还与鲍里斯·科列斯尼科夫有联系。顿涅茨克州未来的“人民州长”帕夫洛·古巴列夫也与地区选举有过合作，他的政治生涯始于2000年代中期（我们后面会详细谈到这一点）。边缘主义者通常被委托组织各种挑衅活动，而官方层面的公关代表则试图与这些活动保持距离。

2008年2月，顿涅茨克州委员会成立“顿巴斯罗斯”副团。这个小组的核心由娜塔莉亚·维特连科（Natalia Vitrenko）的进步社会党（PSPU）派系的代表组成，但也包括地区党和中央人民党（CPU）的代表。该协会由公共党联盟代表娜塔莉亚·比洛塞科夫斯卡 (Natalia Bilotserkovska) 领导。不久，在古比雪夫区议会（位于顿涅茨克相应区）中也出现了一个同名的副党团，其中也有一个公共社会党派系。当时这个派系的副手是名不见经传的帕夫洛·古巴列夫。

反乌克兰议员协会的成立背后是地区党内亲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派的代表。顿涅茨克“顿巴斯罗斯”的出现，几乎与亚努科维奇辞去总理职务（2007年12月）同时发生。与往常一样，“顿涅茨克”失权导致分离主义言论升级，并引发新的联邦化呼声。

在卢甘斯克，主要武装分离主义分子的角色被分配给了来自 PR 的市议会代表、后来的地区议会代表阿尔森·克林恰耶夫 (Arsen Klinchayev)。这位令人憎恶的政客享有亚历山大·埃夫雷莫夫的政治庇护，并始终在他的批准下行事。在卢甘斯克，他做的和赫里亚科夫、利亚金和普尔金在顿涅茨克做的一模一样——嘲讽执政党和总统尤先科。为此，克林恰耶夫注册成立了社会组织“青年近卫军”。与顿涅茨克的类似边缘组织一样，它扮演着地区党卫星的角色，需要发出埃夫雷莫夫及其随行人员由于地位原因无法发出的各种挑衅性言论。

让克林恰耶夫声名狼藉的第一个项目是“橙色革命受难者博物馆”。该“博物馆”（实际上只是一个简陋的展览）于2007年开放，位于地区美术馆内。他们把有关“法西斯尤先科”的剪报页面、身穿橙色连帽衫的娃娃、装有“被刺的橙子”的盒子、铁丝网和其他类似的“创意”物品作为“展品”。然而，地方控制媒体的强大公关力量弥补了其疲软的表现。同年，这位焦躁不安的议员又爆出另一起引人注目的丑闻——他扰乱了原定在卢甘斯克放映的一部关于罗曼·舒什赫维奇的电影。

克林恰耶夫很快就获得了卢甘斯克主要怪人的形象。他时不时地参与各种斗殴、用油漆涂鸦尤利娅·季莫申科的广告牌、威胁记者，以及进行其他轻微挑衅行为。作为回报，该地区的所有者为他提供了金钱和住所。 2008年5月9日，游乐园的旋转木马发生故障，造成两人受伤身亡，克林恰耶夫甚至逃避了对此事的责任。这个倒霉的旋转木马是克林恰耶夫的生意，但他却没有因违反安全要求和伪造文件而受到任何惩罚。

克林恰耶夫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卢甘斯克政治生活与顿涅茨克的显著差异——卢甘斯克的主要亲俄激进分子不是边缘人士，而是完全官方的当地政府官员。在顿涅茨克，各种旨在反对北约和保护俄语的圆桌会议和会议的组织主要是由一些小型亲俄组织进行的，而在卢甘斯克，这些活动则是由当地地区代表和官员进行的。权力地位。

他们还不时忘记对“西方人”进行攻击。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袭击的借口。例如，2009年4月，利沃夫州议会决定拆除该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后，卢甘斯克州议会代表立即对其同事发出愤怒的谴责。地区党派的相应声明在地区理事会会议上宣读。卢甘斯克代表在信中指出，他们认为利沃夫居民的决定是“该国公然法西斯化的开始”，并要求“取消这一可耻的决定”。进步社会党地区议会代表柳博芙·科尔萨科娃要求禁止利沃夫州居民进入卢甘斯克州境内。

与顿涅茨克不同，卢甘斯克从未出现过类似“顿涅茨克共和国”的显著分离主义运动，但该地存在着强大的乌克兰共产党地区组织，而顿涅茨克地区却没有这个组织。卢甘斯克州传统上被视为共产党的核心地区，但该党并未公开呼吁分离主义，而是主要与各地区一起推动联邦化议题。